导语：

计算违法所得时，砍头息已经自然在还款本金中体现，不需要重复计算，计算放贷本金时，则需要直接将砍头息从放贷本金中扣除，而当前的司法实践中，采用最简单的还款-放款计算方法，已经完全规避了这类问题。

正文：

在非法放贷类非法经营罪的司法实务中，《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（下称《意见》）第五条的规定，常让从业者产生理解困惑—— 明明砍头息在认定违法所得时需从本金中扣除，为何计算实际年利率时又要将其计入？

事实上，这并非司法解释的矛盾，而是针对“高利认定” 与 “收益核算” 两个不同环节设定的双轨并行规则，二者各司其职，共同构成了非法放贷案件的定罪量刑标准。

《意见》第五条的条文表述看似简单，实则蕴含着严密的逻辑层次：“非法放贷数额应当以实际出借给借款人的本金金额认定；非法放贷行为人以介绍费、咨询费、管理费、逾期利息、违约金等名义和以从本金中预先扣除等方式收取利息的，相关数额在计算实际年利率时均应计入；非法放贷行为人实际收取的除本金之外的全部财物，均应计入违法所得。” 这三句话分别对应 “本金认定”“利率核算”“违法所得计算” 三个核心问题，环环相扣却又界限分明。

首先，计算实际年利率时计入砍头息等费用，是为了刺破“名义低息” 的伪装，精准认定 “高利放贷” 的本质。司法实践中，不少非法放贷行为人会通过“名义利率 36% 以下 + 高额砍头息 / 服务费” 的组合，制造 “利率合规” 的假象。比如，出借人名义上向借款人放贷 10 万元，约定月息 2%（年化 24%），却预先扣除 1 万元砍头息，借款人实际到手仅 9 万元。若仅以名义利息计算，年化利率为 24%，看似未超 36% 红线；但按照《意见》规定，需将砍头息 1 万元计入总利息，此时总利息为 10 万 ×2%×12+1 万 = 3.4 万元，实际年利率则为 3.4 万 ÷9 万≈37.78%，超过 36% 的入罪利率标准。

这一规则的设定，直指非法放贷的核心特征——“高利”。其立法目的在于防止行为人通过拆分利息、增设名目等方式规避监管，确保刑事打击的精准性。毕竟，非法放贷的社会危害性，本质体现在借款人承担的实际资金成本上，而非借条上的 “纸面利率”。将砍头息、中介费等变相利息计入总利息，才能真实反映借款人的负担，也符合 “实质重于形式” 的司法原则。

其次，认定违法所得时扣减未实际出借的砍头息，是为了准确核算行为人真正的非法收益，避免“空手套白狼” 式的数额虚增。违法所得的本质，是行为人通过非法经营行为实际获取的财物，其计算逻辑必然是“实际收取的金额 - 实际出借的本金”。仍以上述案例为例，若借款人最终按 10 万元本金 + 2.4 万元利息还清，实际支付 12.4 万元，而出借人实际出借的本金为 9 万元，那么违法所得应为 12.4 万 - 9 万 = 3.4 万元。这里的 3.4 万元，既包含了名义利息 2.4 万元，也包含了预先扣除的 1 万元砍头息 ——原因在于，这笔砍头息最终通过借款人的还款行为转化为了出借人的实际收益。

但如果借款人仅归还了5 万元便无力偿还，那么出借人的实际收益为 5 万元，扣除实际出借的 9 万元本金后，违法所得为负数，此时便不存在非法获利。需要特别强调的是，若砍头息仅为账面临扣，未通过借款人还款转化为实际收益，则不能计入违法所得。比如，出借人预扣1 万元砍头息，借款人实际到手 9 万元，最终仅归还 8 万元，出借人实际收益为 8 万元，扣除 9 万元本金后亏损 1 万元，此时即便计算利率时将砍头息计入，违法所得也为零。这正是违法所得认定的关键 ——只认“实际到手”，不认 “纸面扣除”。

由此可见，利率计算与违法所得认定是两个前后衔接的环节，而非对立关系：第一步，通过“实际本金 + 所有变相利息” 计算实际年利率，判断是否符合 “高利放贷” 的入罪门槛；第二步，在确认构成犯罪的前提下，通过 “实际收取金额 - 实际出借本金” 计算违法所得，作为量刑的重要依据。这一逻辑在基层办案的审计实务中体现得尤为明显，审计机关通常会分两步开展工作：先以实际出借本金为基数，将砍头息、服务费等全部计入利息，核算实际年利率；再以实际收取的总金额减去实际出借本金，确定违法所得数额。

这种双重处理规则，既符合《民法典》第六百七十条“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” 的规定，也与刑事司法 “罪刑相适应” 的原则一脉相承。从司法判例来看，浙江、深圳等地的多起非法放贷案件，均采用了这一计算口径，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区分了 “利率核算时的利息范围” 与 “违法所得计算时的收益范围”，既未放纵通过变相收费规避利率红线的行为，也未将未实际获利的部分计入违法所得，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。

厘清这一逻辑，对辩护律师与合规从业者具有重要的实务价值。对辩护方而言，可从两个维度展开抗辩：一是审查利率计算时的本金基数是否为“实际出借金额”，避免将砍头息计入本金后再核算利率；二是核查违法所得的计算是否扣除了实际出借本金，剔除未实际收取的砍头息部分。对从业者而言，则需明确合规边界 —— 不仅要控制名义利率，更要杜绝砍头息、隐性服务费等变相收费，避免因实际利率超标触碰刑事红线。

总而言之，《意见》第五条关于砍头息的双重处理规则，既守住了“高利放贷” 的入罪底线，又框定了 “违法所得” 的量刑边界，让非法放贷案件的认定有章可循、有据可依，真正实现了 “打击犯罪” 与 “保障权益” 的平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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