非法集资案件，地区负责人一定就是主犯吗？

非法集资案件，地区负责人一定就是主犯吗？

导语：地区负责人是主犯还是从犯，主要看其发挥的作用。

正文

很多非法集资案件，包括非吸，集资诈骗，传销犯罪等等案件，涉案波及范围往往不是单独在某一个地区，而是遍布全国，一般是某一个大中型城市是总部，各地存在分公司，这就导致一个结果，各个地区的领导人、负责人，是否就一定构成主犯？

比如有的案件中，公诉人会认为，被告人作为某一个地区的领导人，对于当地的传销或者其他非法集资活动作用积极，因此构成主犯。但是，在很多案件中，法官没有采纳这种观点。

对于此问题，笔者认为，地区负责人是主犯还是从犯，应该从其在分支机构，地区负责的范围角度考虑其发挥的作用，如果对于犯罪行为的发生起到了主要作用，认定主犯的可能性较大，如果并不能发挥主要作用，则应该认定为从犯。

具体案例为：

（2017）京03刑终397号

基本案情：2014年8月至12月间，“XX国际众筹投资组织”在北京地区以“投资治理亚洲鲤鱼”项目为名，宣传该投资能够获得巨额利润，要求参加者缴纳投资费用获得加入资格，并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，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加入。

本案的一审法院认定，被告人郝某某、高某某、倪某某在成为涉案的传销组织成员后，在该组织在顺义区的传销活动中起了积极宣传、培训作用，应当认定三被告人为传销活动的组织、领导者。三名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，且均属于情节严重，均应予惩处。鉴于三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、辅助作用，系从犯，且倪某某具有自首情节、认罪态度较好，故依法对三被告人减轻处罚。分别给予四年到三年并处罚金的刑事处罚。

但是这个案件一审判决后，检察院抗诉了。

抗诉检察院认为：

检察机关的指控事实限定于该传销组织在顺义区的传销活动，三名被告人系传销组织在顺义区传销活动的组织者、领导者，对该传销组织在顺义区的建立、扩大均起到了主要作用，应认定为主犯，按照所参与和组织的全部犯罪处罚。

面对该抗诉，本案进入了二审，二审法院，没有支持该抗诉观点。

二审法院认为：

本案检察机关指控三被告人均系主犯，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均系从犯。争议焦点集中于二点：一是本罪能否区分主从犯：二是指控事实限于传销组织在顺义一地的事实，能否区分主从犯。

首先，二审法院认为本罪可以区分主从犯，根据两高一部《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的规定，除了少数顶端发起人、决策、操纵者外，其下各层级的传销人员中也会有部分人员，这些人员的地位和作用、主观恶性、人身危险性与传销组织的发起人、策划人、控制人差异极大，因此，有必要明确主从犯的划分，做到罪责刑相适应。

其次，二审法院认为，在评价顺义一地的犯罪事实中，应关注涉案传销组织活动不限于顺义一地，未在案的传销组织首要分子应对传销组织的全部犯罪事实承担责任，其中也必然包括顺义区的传销活动。因此，传销组织的首要分子也是本案的共犯。倪某某等人作为该传销组织在顺义区传销活动的组织者、领导者，其地位、作用主要体现于宣传、培训等方面，并不能实际控制投资款项，不能实际掌控顺义区的传销活动。因此，相对于传销组织的首要分子而言，所起的是次要作用，可以认定为从犯。

因此，二审法院对于检察院的抗诉意见，不予采纳，依然认定三名被告人为从犯。

总结：在评价某一个地区的犯罪事实中，应关注涉案组织活动不限于某一地，而应当从整个传销犯罪行为来看，未在案的组织首要分子应对涉案组织的全部犯罪事实承担责任，组织的首要分子也是当地案件的共犯，只是被其他地方的办案机关另案处理了。

单个分支地区的领导人，如果其地位、作用主要体现于宣传、培训等方面，如果并不能实际控制投资款项，就不能实际掌控当个地区非法集资活动，因此，相对于组织的首要分子而言，这类地方负责人所起的是次要作用，可以认定为从犯。

但是，是否只要是地区领导人，就一定不是主犯，通通只能一概认定为从犯？从上述案例种可以明确看出，并不一定，还是要依据具体情况而定。如果地区负责人在整个犯罪行为中发挥了主要作用，比如掌控了当地犯罪组织的人事/组织/财务等等权利，而不仅仅是宣传或者培训等方面，此时就极可能被认定为主犯。相关法律依据为 2022 年两高一部《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：

“上级单位与下属单位均未被认定为单位犯罪的，一般以上级单位与下属单位中承担组织、领导、管理、协调职责的主管人员和发挥主要作用的人员作为主犯，以其他积极参加非法集资犯罪的人员作为从犯，按照自然人共同犯罪处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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