实战文书||Q某某被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 一审辩护词

曾杰：非法集资金融犯罪案件辩护律师、广强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

倪菁华：金融犯罪辩护律师，广强律所经济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核心律师

GZ市某某区人民法院：

贵院正在审理的Q某某被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，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接受Q某某家属的委托并经Q某某本人的同意，指派曾杰、倪菁华律师为被告人Q某某的辩护律师。

辩护律师详细研阅卷宗材料，并依法会见了Q某某，向其核实了有关案件细节。辩护律师根据本案的现有证据材料及反映的事实情况，认为本案检察院认定事实有误，Q某某在共同犯罪中应属于从犯，建议贵院依法对Q某某减轻处罚。

辩护律师经过查阅案卷材料，综合发表如下辩护意见：

一、Q某某在共同犯罪中并未起到决定性的帮助作用，仅起到次要的辅助作用，应属于从犯，应当从轻、减轻处罚，仅承担其商务中心吸收资金的刑事责任。

二、Q某某对给投资人造成的经济损失，不具有主观故意，事后为了替投资人挽回损失才入职HJ公司，期间用自己的财产补贴投资人。同时，Q某某在HJ公司的投资也蒙受了巨大损失。由此可见，Q某某主观恶性极小。

三、通过在案证据表明，Q某某入职HJ公司1个月以来，HJ公司的商务中心并未有所增加，期间各商务中心所吸收资金的数额与Q某某任职情况无关。Q某某仅应对其商务平台吸收资金的数额，即63707641元，承担刑事责任。

四、Q某某的佣金收入计算有误。 

在陈述具体的理由之前，辩护律师通过查阅卷宗材料，以及会见Q某某所了解到的情况，对本案的基本案件情况进行梳理如下：

2016年6月，Z某某介绍S某某与G某某认识后，S某某、G某某相约到长沙，与Z某某、Q某1、Z某1、J某、Z某等人组建了JM有限公司，发展分享经济。

2017年年初，JM公司对接车行等实体经济。

2017年4月，S某某、G某某、J某、Q某1等人将JM公司搬到GZ，正式更名为HJ公司。

2017年4月29日，Q某某应S某某邀请到GZHJ公司参观考察，同日，Q某某投资四万元到DBBAPP平台，成为HJ公司的会员。

2017年5月，HJ公司正式发展超市、车行、KTV等实体经济。

2017年5月21日，Q某某与三四名朋友到GZ参加HJ公司面向全国的DBB启动大会。参加完这次会议之后，Q某某与三四名朋友返回YC市，返回YC后，Q某某直接推荐的四个朋友G某、L某、T某某和Y某，开始自发进行推广。

2017年8月初，DBB暂停运营。HJ公司新推出了贯军E购APP。

2017年8月14日，Q某某咨询慈善总会的朋友后，为了可以向四十名贫困学生进行捐赠，便向HJ公司报名在YC召开捐赠以及宣讲会。同日，YC市慈善总会会长邀请YC市领导参加了会议。

2017年9月底，HJ公司又推出HCWXAPP。

2017年10月29日，Q某某正式到HJ公司公司，名义上负责市场工作，实际上仅从事与各商务中心沟通和后台系统的衔接工作。

2017年11月，S某某、G某某名义上离开HJ公司，实际依然负责管理公司业务。

2017年12月，Q某某离开HJ公司。

基于上述案卷情况，辩护律师认为，Q某某对于HJ公司管理、运营、策划等方面，并未起到主要作用，不应被列为主犯，而仅是起到次要的辅助作用，应被认定为从犯。

具体辩护意见如下：

一、Q某某在共同犯罪中并未起到决定性的帮助作用，仅起到次要的辅助作用，应属于从犯，应当从轻、减轻处罚，仅承担其商务中心吸收资金的刑事责任。

本案中，Q某某虽然担任GZHJ电子商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HJ公司）市场部副总裁，但实际从事的工作是与各商务中心针对客户投诉、反馈的沟通以及与后台系统衔接的中立的行政工作，公司的具体管理工作依然由G某某、S某某负责。而且，HJ公司前后成立并运营的时间长达18个月之久，而Q某某入职HJ公司时间仅1个多月，即入职时间极短。并且，在Q某某入职期间，HJ公司已经无法正常开展运营，Q某某入职初衷是因为想要监督公司，又因其赋闲在家，才答应S某某入职到HJ公司。仅因Q某某担任挂名副总裁一个月的时间，便以此认定Q某某属于主犯，违反了罪刑相适应原则。另外，从目前的证据来看，Q某某并未主动进行宣传，吸引投资，对YC商务中心的发展、壮大未起到决定性作用。

首先，从职务角度来看，Q某某虽然担任GZHJ电子商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HJ公司）市场部副总裁，但实际从事的工作是与各商务中心针对客户投诉、反馈的沟通以及与后台系统衔接的基础行政工作，公司的具体管理工作依然由G某某、S某某负责。因此，Q某某从始至终都未对公司的管理、运营等方面起到主要作用，反而只是普通的行政工作。不应因Q某某的入职，要求Q某某承担整个HJ公司的刑事责任。

根据前述对本案案件事实的梳理，可以看出，Q某某并不是HJ公司的发起人之一，并未对HJ公司的经营模式、理财平台的运营模式，进行策划、指导，并未对HJ公司的宣传、壮大，发挥主要作用。

即使Q某某入职HJ公司，担任HJ公司市场部副总裁，但实际上并未实际管理公司，其从事的工作是与各商务中心针对客户投诉、反馈的沟通以及与后台系统的衔接工作，和原所在商务中心的市场工作。期间，公司的具体管理工作依然由G某某、S某某负责。

关于Q某某任职期间HJ公司的实际管理人，Z某某笔录中有明确讲到：“当时甘（G某某）、孙（S某某）二人说他们要组成战略部，主要在背后操纵公司的运作…所以S、G就找了Q某某和L某某协助处理公司的维稳问题”。

关于G某某、Q某某的实际工作职责。根据Z某供述，G某某在担任总裁时的职责是管理公司内部日常事务，决定HJ公司的经营模式、APP商城的返利模式，负责HJ商学院等。Z某还供述称：对Q某某的任职情况不清楚。然而，Z某在HJ公司的地位是法人代表，若Q某某切实履行了副总裁职责，Z某不可能对于Q某某的任职情况不清楚。

由此可以看出，Q某某虽然担任HJ公司市场部副总裁职务，但实际工作未做变更，依然从事原所在商务中心的市场管理工作，期间即便是象征性的从事了沟通与衔接工作，也仅属于普通的行政工作，对HJ公司的吸收资金的业务并未起到正面影响。而S某某、G某某虽然表面上卸任公司职务，但实际上掌握公司管理大权，依然对公司的管理、运营等方面起到决策作用。

因此，Q某某入职期间对HJ公司管理、运营等方面，从始至终均未起到决策作用，只是接受指令的帮助行为，不应仅因短短1个多月的工作，便要求Q某某承担整个HJ公司的刑事责任。

其次，从入职时间上看。HJ公司前后成立并运营长达18个月之久，而Q某某入职仅1个多月，时间极短，在入职期间并未真正从事实体工作。仅因Q某某担任挂名副总裁一个月的时间，便以此认定Q某某属于主犯，违反了罪刑相适应原则。

关于Q某某的入职时间。通过前述的时间梳理，可以看出，Q某某的入职时间为2017年10月29日至2017年12月，仅有1个月左右。虽然，L某1提供了一份《关于Q某某人事任命的通知》证据，显示Q某某女士任命副总裁的时间为2017年10月21日，但通过会见了解到，Q某某是在处理完所有的事情后才在2017年10月28到GZ，于2017年10月29日正式入职。由此可以认定，Q某某的入职时间是由2017年10月29日至2017年12月，入职时间仅1个月左右。而HJ公司前后成立并运营的时间长达18个月之久，相比而言，Q某某入职的时间极短。

关于Q某某入职HJ公司市场部期间的工作情况，辩护律师通过对Q某某的会见，了解到，Q某某虽然入职HJ公司市场部，名义上为副总裁，但在任职期间始终没有真正从事实体招募工作，更多的就是针对HJ无法兑付的善后工作，对全国商务中心的联系方式进行梳理，在与各商务中心针对客户投诉、反馈等情况进行了解后，由Q某某与后台系统进行衔接。

由此可见，Q某某的入职时间极短，并未实施与副总裁职务相符的工作，反而是挂名副总裁但从事的却是毫不起眼的沟通衔接的行政工作，完全不具有管理、运营、决策HJ公司各项业务的职责。

故，不能以Q某某短期的空白头衔，便认定Q某某对HJ公司起到主要作用，否则违反了罪刑相适应原则。

另外，从主观目的上看。Q某某之所以担任HJ公司市场部副总裁，初衷是因为怕公司跑路，Q某某想要监督公司，才答应S某某入职到HJ公司。

根据对Q某某的会见了解到，S某某等人在卸任HJ公司相关职务，准备背后操控管理公司之前，曾频繁到各大商务中心邀请商务中心的负责人到HJ公司任职副总裁，被邀请的负责人均因为家中有事、孩子太小、公司任职收益远少于商务中心的收益等原因，拒绝了S某某等人。

而Q某某之所以愿意到HJ公司任职，主要原因是Q某某想要监督HJ公司，替YC的投资者拿回投资，以及挽回自己400万的投资损失。又因，Q某某赋闲在家，具有任职的客观条件。故，Q某某答应S某某的邀请，入职到HJ公司。

基于上述，Q某某在共同犯罪中并未起到决定性的帮助作用，仅起到次要的辅助作用，应属于从犯，应当从轻、减轻处罚，且应仅对Q某某本人的商务中心承担刑事责任。

二、Q某某在HJ公司的投资也蒙受了巨大损失。Q某某对给投资人造成的经济损失，不具有主观故意，事后为了替投资人挽回损失才入职HJ公司，并在期间用自己的财产补贴投资人。由此可见，Q某某主观恶性极小。

首先，有证据证据，Q某某个人也大量投资了HJ公司的相关产品，并蒙受了巨额的亏损，可见其主观恶性小。

通过Q某某的供述，可以看出，Q某某个人也大量投资了HJ公司的相关产品，并确实取得相应回报后，才将HJ公司的相关理财产品推荐给三四名朋友。由此可以看出，Q某某是在确实相信HJ公司理财项目确实可以达到预期收益的情况下，才推荐朋友购买，可以反映Q某某的主观恶性小。

其次，Q某某并不具有金融活动相关的从业经历、专业背景，并不知晓相关金融法律管理规定，对于非法集资的相关法律规定并不了解，对HJ公司的相关理财产品的性质完全不了解。

再次，Q某某对于HJ公司召开招商宣讲会一事，始终持谨慎态度，但在知晓可以捐助四十名贫困学生时，Q某某出于帮助贫困学生的美好愿景，在询问了慈善总会的朋友可行性，并得到肯定答复后，才与S某某等人沟通会议的相关事宜。但依然没有作为会议的主办人，仅是出于本地投资人的善意，帮助HJ公司的工作人员布置会场。

从次，Q某某入职HJ公司，是为了投资人而监督HJ公司。同时，Q某某在未挽回自身损失的情况下，还多次用自己的财产补贴YC的投资人，共计270万余元，尽可能的为投资人降低损失。具体金额，辩护律师恳请法院调取Q某某名下尾号为444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进行核对。

最后，通过Q某某于2017年4月29日对HJ公司的参观考察，了解到HJ公司存在相应的实体经济，才进一步向相关理财产品推荐给朋友，以及出于捐助贫困学生的目的在YC召开宣讲会。虽然HJ公司的实体项目均未得到更好的盈利，甚至未盈利，但这些情况，均是在Q某某入职HJ公司后才明确知晓。

另外，根据Z某某的讯问笔录也可以看出，S某某、G某某让Q某某担任副总裁的职务，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让Q某某负责维稳工作。即Q某某在担任副总裁期间，除了管理原商务中心之外，还负责维稳、与其他商务中心沟通、后台系统衔接工作。其工作性质仅具有一般的行政性质。

综上，Q某某在入职HJ公司期间，并未对扩大投资人损失起到决定性作用。反而，Q某某在入职期间，通过维稳工作，稳定投资人情绪，保障社会稳定，并用自身财产积极为投资人降低损失。

由此可见，Q某某主观恶性极小。

三、通过在案证据表明，Q某某入职HJ公司1个月以来，HJ公司的商务中心并未有所增加，期间各商务中心所吸收资金的数额与Q某某任职情况无关。Q某某仅应对其商务平台吸收资金的数额，即63707641元，承担刑事责任。

通过对Q某某的会见，以及对在案卷宗的阅卷工作，辩护律师发现，在Q某某入职HJ公司期间，HJ公司的商务中心并未增加，同时，Q某某的工作仅是维稳，并将各商务中心的客户投诉、反馈进行沟通并于后台系统进行衔接的行政类工作，并未管理HJ公司。Q某某所实施的具体工作，对HJ公司在该期间的吸收资金的行为，并未起到决定性的帮助作用，反而属于中立的帮助行为，不应仅因Q某某入职一个月的时间，便要求Q某某对整个HJ公司的吸收资金的数额承担刑事责任，仅因对其所在的商务中心承担刑事责任。

然而，司法审计报告中，并未对HJ公司下属各商务中心的吸收资金进行审计，但对Q某某平台充值存款进行了核算，金额为63707641元。故，按照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，Q某某仅应承担吸收资金金额为63707641元的刑事责任。

四、Q某某的佣金收入计算有误

通过对Q某某的会见，辩护律师了解到，Q某某在2017年5月、6月期间，应HJ公司的要求，将本应由HJ公司转给投资人的提现款，由HJ公司先转至Q某某的账户，再由Q某某的账户转至相关投资人的账户。期间金额为3、400万有余。

因此，辩护律师申请法院调取Q某某名下各银行卡2017年5月、6月的银行流水，进一步予以核查。

综上所述，考虑到被告人Q某某个人的从属地位、积极退赔的强烈意愿，以及Q某某从始至终如实供述的情况，辩护律师恳请贵院从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角度出发，认定Q某某从犯，并对Q某某从轻、从宽处罚。

此致

GZ市某某区人民法院

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

曾杰律师、倪菁华律师

二〇二〇年  月    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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