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非法集资公司里担任高管，就一定是犯罪，而且是主犯？

在单位涉嫌非法集资的案件中，该单位中的高管往往会非常危险。办案机关通常会将高管列为重点审查对象，认为其作为单位决策层或核心管理层成员，理应对公司的非法集资行为负责，而且是主要责任，从而认定高管为非法集资犯罪中的主犯。

但事实上，高管是否构成犯罪、乃至是否为主犯，不能简单地以“职位”作为唯一判断标准，而需要结合其具体的行为、主观认知以及在非法集资活动中所起的作用综合认定。在为非法集资公司的高管进行刑事辩护时，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无罪辩护、罪轻辩护。

首先，其中的无罪辩护观点为——该高管在非法集资公司中所负责的业务范围与非法集资完全无关，其负责的业务范围是该公司内其余正当合法的业务。

例如某某公司涉嫌非法集资，但其主营业务之一是开展正规的票据金融活动，而公司的非法集资行为主要集中在另一个专门成立的、为主营业务活动提供资金的业务部。

如果该高管仅负责票据金融活动的业务开展、客户对接及风险把控等工作，日常工作都是围绕着合规票据业务的流程优化、客户需求响应、市场拓展等合法内容展开，既不清楚公司该事业部的非法集资操作，也从没有参与到相关的资金募集、项目宣传等活动中，那么他的行为就与公司的非法集资犯罪活动彻底割裂。

从责任刑的角度而言，只有当行为人的行为与犯罪结果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时，才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，此类高管的本职工作属于合法范畴，自然不应被牵连到非法集资的追责当中。

甚至于，从犯罪停止形态的角度而言，即使该高管明确知道其从事票据业务的资金来源于非法集资，也不能被定性为构成相关犯罪。

因为非法集资的行为，在相关集资钱款收入涉案公司账户，被涉案公司实际掌握、控制时就已经完成，犯罪达到既遂，有关犯罪行为的评价也就到此为止。

而后续对非法集资所得的钱款的使用则是一个全新的行为，该行为并不会因该高管明知其来源于非法集资，而将其纳入到非法集资相关犯罪的评价之中。

第二点为罪轻辩护，若该高管只是挂名、虚职，其并不实际承担匹配其高管职位身份的业务，那么其不应被认定为非法集资犯罪的主犯，而是应当被认定为从犯

例如某些公司为了对外展示“实力”或满足合作方对管理层配置的要求，会设置一些“副总裁”“战略顾问”等虚职，这些高管可能仅在公司文件或对外宣传资料中出现，并未实际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，更未涉及非法集资的策划、组织、实施等核心环节。

他们可能只是偶尔参加一些无关痛痒的会议，对公司真实的资金运作模式、项目真实性等关键信息毫不知情，甚至其薪酬待遇也与所谓的“高管”身份不匹配，远低于正常高管水平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即便其在形式上具有高管头衔，但由于缺乏实际的决策权和参与度，其在非法集资活动中只是从事辅助性、边缘性的工作，在非法集资活动所起的作用并不核心，不应被认定为主犯，而是应当被认定为从犯。

因此，刑事辩护中，需要严格区分高管的“形式身份”与“实质行为”，避免陷入“唯职位论”的误区。若发现当事人虽然在非法集资公司中担任高管，但其分管业务并不参与非法集资，而是合法正当的业务，那么应当坚持无罪辩护的基本方向。

若当事人虽然的确从事非法集资业务，也要仔细审核其在相关非法集资活动中，有无实际匹配其高管身份的实际权力，若当事人的高管身份仅仅只是挂名的虚职，那么就要将辩护方向确立为，为当事人争取从犯认定的罪轻辩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