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私成品油案中，如何认定船长主从犯

何天云律师、方勋权

在海上走私成品油的犯罪链条中，分工明确且层级复杂。其典型模式为：走私团伙先与境外油船建立联系，待对方驶至公海后，再派遣运输船前往接驳成品油，随后将成品油偷运入境销售。在这一过程中，船长作为运输环节的关键人员，其定罪量刑与主从犯认定，始终是司法实践中的焦点问题，需结合其在犯罪活动中的实际作用、身份属性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判断。

我国《刑法》第二十六条明确，主犯是“组织、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”；第二十七条规定，从犯是“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”。同时，《打击非设关地成品油走私专题研讨会会议纪要》进一步细化：对成品油走私共同犯罪或者犯罪集团中的主要出资者、组织者，应当认定为主犯；对受雇用的联络员、船长等管理人员可以认定为从犯，如其在走私犯罪中起重要作用的，应当认定为主犯。

可见，船长主从犯的认定并非依据身份标签，而是需结合其在犯罪活动中的实际作用、身份属性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判断，核心在于是否“起重要作用”。结合司法实践经验，以下从三个关键维度展开分析，为船长主从犯认定提供清晰指引。

一、船长在共同犯罪中的关系与受雇属性，是主从犯认定的基础前提

司法实践中，船长参与走私的情形主要分为两类：一类是受走私团伙或上层组织者雇请，仅负责船舶驾驶等基础事务；另一类是参与组织策划，或在运输环节中实际主导核心事务，与其他走私参与者形成分工协作的实质合作关系。这两种关系性质，直接影响主从犯的认定倾向。

若船长系受他人明确雇请，其参与走私的行为完全遵循上层指令，无独立决策空间，那么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，更易被认定为从犯；但若船长并非单纯受雇，而是主动发起运输环节的相关行为，或与走私团伙核心成员共同策划、分工配合，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，则可能被认定为主犯。

在证据层面，司法机关会结合船长的供述、其他船员证言、与上层组织者的通讯记录（如微信、通话记录）等综合判断。例如，若通讯记录显示船长需定期向上层汇报行程、等待指令确认接驳细节，且无证据表明其参与货源对接、利益分配等核心决策，则更符合受雇从犯的特征；反之，若记录显示船长自主安排船员、协调接驳事宜，甚至直接与境外供油方联络，则可能被认定为合作关系中的主导者。

此外，船长的报酬获取方式也能佐证其关系属性：若报酬为固定劳务报酬，与走私涉案金额、次数无直接关联，通常体现受雇属性，利于从犯认定；若报酬远超普通劳务标准，且与走私数量挂钩抽成，则更可能被认定为与走私团伙存在利益共享的合作关系，进而倾向于主犯认定。

二、船长对运输核心环节的控制与参与程度，是主从犯认定的关键依据

走私成品油的运输环节包含船舶调度、船员管理、路线制定、接驳联络、操作流程管控等多个核心事务，船长对这些事务的控制力度与参与深度，是判断其是否“起重要作用”的核心标准。

若船长仅负责船舶驾驶等基础操作，对其他核心事务无控制权，仅被动执行上层指令，则属于次要或辅助作用，应认定为从犯；若船长主导或深度参与运输环节的核心事务，具备独立决策权限，则符合主犯“起主要作用”的特征。

司法实践中，法院会通过相关证据审查具体参与情况：

船员招募与管理：若船长自主招募船员、安排排班、制定船上规章制度并行使指挥权，而非由上层组织者指定船员并下达管理指令，则体现其主导地位；

运输关键事务决策：若船长独立制定航行路线、确定接驳坐标、直接与境外供油船或岸上组织者联络，甚至参与涂改船名、改装船舶等规避监管的行为，说明其已介入核心决策；

信息与流程管控：若船长掌握走私相关信息（如货源情况、销售渠道线索），并能自主调整运输流程应对突发情况，而非仅被动接收指令执行操作，则具备控制属性。

例如，在（2021）沪 03 刑初 25 号案件中，船长郑某发受雇后自行租赁船舶、招募船员、涂改船名，且全程管控接驳坐标、联络、油量确认等运输全流程，独立安排船员排班与接驳方案，法院认定其主导运输环节核心事务，构成主犯；而在（2024）闽 02 刑初 37 号案件中，船长蔡某甲仅按雇主指令组织船员驾驶船舶，船舶调度、接驳对象、报酬标准均由雇主决定，其无任何决策权限，法院认定其仅起辅助执行作用，构成从犯。

三、船长在走私链条中的层级地位与获利匹配度，是主从犯认定的重要补充

走私成品油犯罪链条通常存在明确层级，船长所处的层级位置及获利与犯罪规模的匹配程度，能进一步印证其实际作用，是主从犯认定的重要补充依据。

从层级地位来看，若船长处于走私链条的中间管理层，即存在对其下达概括性指令的上层组织者，但船长可自主决定运输环节具体事务，并对普通船员行使指挥、管理权限，那么其在链条中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，更易被认定为主犯；若船长处于层级末端，需严格遵循上层组织者的具体指令，无任何管理下属或自主决策的权限，仅作为执行层面的一环，则更符合从犯特征。

从获利匹配度来看，主犯的获利通常与走私犯罪的规模、涉案金额、偷逃税额直接挂钩，且金额显著高于普通参与者：

若船长的报酬为固定金额，与走私次数、成品油吨数、偷逃税额无关联，仅为提供驾驶劳务的对价，说明其未参与犯罪利益分配，更倾向于从犯；

若船长的报酬按走私次数、成品油数量抽成，或获得远超普通船员及正常劳务标准的高额报酬，且报酬金额随走私规模扩大而增加，说明其与走私团伙共享犯罪利益，体现其重要作用，更倾向于主犯。

例如，在（2019）沪 03 刑初 15 号案件中，船长林某虽为受雇身份，但作为运输环节的实际主导者，对船员及操作流程拥有完全管理、指挥权，其获利与走私的 706.382 吨燃料油所对应的偷逃税额2036977.13 元形成利益关联，法院认定其构成主犯；而在（2020）浙 02 刑初 33 号案件中，船长吴某仅领取固定劳务报酬，未参与利益分配，且报酬与偷逃税额无直接关联，法院认定其构成从犯。

结语

走私成品油案中船长的主从犯认定，核心在于摒弃身份标签预设，回归行为实质判断。司法实践中，需结合《刑法》及专项司法文件规定，从共同犯罪关系属性、运输核心环节参与程度、层级地位与获利匹配度三个维度综合审查：若船长主导核心事务、参与决策、处于中间管理层且获利与犯罪规模挂钩，通常认定为主犯；若船长仅被动执行指令、履行基础驾驶职责、处于层级末端且领取固定报酬，则通常认定为从犯。

主从犯的认定直接关系到量刑结果，在司法实践中，需结合具体案件的证据（如通讯记录、转账凭证、船员证言、船长供述等），对船长的实际行为进行精细化分析，准确界定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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