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南方都市报】王如僧律师：防止官员“提钱出狱”需要顶层精心设计、基层切实执行

王如僧:中国毒品犯罪辩护律师，尤其擅长毒品案件死刑辩护，广强律师事务所刑事律师，南方都市报法律专栏特邀学者

本文原载于：南方都市报 2017年11月27日 版次：AA15

近日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司法部联合公布，全国减刑假释信息化办案平台正式开通。两院一部表示，此平台将于2018年底前全面建成，届时将全面互联互通、全面网上办案、全面依法公开、全面智能支撑，实现减刑假释案件全覆盖、办案部门全覆盖、办案人员全覆盖、案件数据全覆盖，即做到“四个全面”和“四个全履盖”。(11月24日新华社)

此平台能解决深受民众诟病的，落马官员减刑快、假释多、服刑期偏短的问题，对规范减刑假释工作，保障司法公正，具有重大意义。但关键还是在于得到切实执行。

一般来说，监狱管理部门每6个月就会对服刑的罪犯进行一次考核，考核总分达到600分以上，每项得分超过60%的，就会授予该罪犯一次“表扬”。得到“表扬”后，罪犯就会具有减刑资格。人民法院根据罪犯的“表扬”次数、触犯的罪名性质、判处刑期、是否履行财产刑(罚金、没收财产)、认罪悔罪态度等，酌情减去一定的刑期。

对于很多官员来说，虽然落马了，但由于经济条件较好、社会关系广泛，他们往往能够通过各种途径，充分调动各种资源，以各种理由得到“表扬”，然后通过监狱管理部门，在人民法院处得到较大幅度的减刑，或相对容易地得到假释，因此，某些官员是“好不容易进来，轻轻松松出去”。甚至没有坐过一天牢。

笔者认为，此平台要从根本上防止落马官员“提钱出狱”，必须做到以下几点：

第一，司法部门之间，不能只注重配合，而忽视制约。

当前，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、监狱管理部门之间，往往是过度注重互相配合，人为地忽视互相制约，这对公正审理减刑假释案件，极为不利。

在司法实务当中，人民检察院应切实履行监督职责，对监狱管理部门提交的材料、提出的减刑假释建议进行实质审查，在参与审理减刑假释案件过程中，以事实为依据，以法律为准绳，提出中肯的检察建议，对人民法院作出的没有法律依据的减刑假释裁定，应及时提出纠正意见。

譬如在今年9月份的福建省泉州市委原常委、南安市委原书记骆国清申请减刑案中，清流监狱提出骆国清在服刑期间，认罪悔罪，遵守监规，积极参加学习、劳动，符合减刑条件。但三明市人民检察院经过审查，提出骆国清被判处没收财产，数额巨大，但其在仅履行部分财产刑情况下，在监狱中月均消费高达394 .29元，属于超标准消费。骆国清没有积极履行财产刑判项，不能认定其有悔罪表现，于是建议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减刑。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裁理，认为三明市人民检察院的意见成立，最终裁定，对骆国清不予减刑(11月20日《新京报》)。

第二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，不能把全面公开变为选择性公开。

通过制度安排，使用技术手段，让整个减刑假释过程暴晒于阳光之下，接受民众、媒体的监督，满足民众的知情权。众目睽睽之下，明目张胆的枉法减刑假释，还是比较罕见的。因此，公开将倒逼人民法院提高相关裁判文书的说理分析部分，倒逼人民法院提高相关审判人员的职业素质，倒逼人民法院在审理减刑假释案件时更加注重程序公正、实体正义，使暗箱操作无所遁形，司法腐败无处容身。

然而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减刑假释确实、及时、全面公开的前提之下。在司法实务过程中，肯定不存在绝对的全面公开，即所谓的全面公开肯定是相对的。两院一部在具体执行过程中，肯定会制定一些实施细则，明确在减刑假释过程中，涉及到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、未成年人犯罪之类的，将会不公开审理。这确实应该如此，但如果两院一部在上述情形之外，还写入一项“人民法院认为不应该公开的其他情形”之类的兜底条款的话，那所谓的全面公开的效果就大打折扣。在司法实务中，那些“提钱出狱”的案件，肯定会想方设法，适合这项兜底条款，以便暗箱操作。

2013年，最高人民法院建立“中国裁判文书网”时，也强调全面公开裁判文书。截至目前，也确实上传了超过2000万份的裁判文书，接受了超过20亿人次访问，成为了民众、媒体监督司法公正的重要窗口。但是细心的民众发现，出于各种考虑，很多法院是选择性公开裁判文书的。2016年，笔者在办理一个当事人被控假冒注册商标罪的案件时，就曾经登录中国裁判文书网，寻找2014年著名的谢某某等人被控假冒注册商标(多米诺)重审上诉改判无罪案，作为办理手中案件的参考，可惜很遗憾，始终没找到。

总而言之，落马官员神通广大，要从根本上堵住落马官员“提钱出狱”，需要顶层精心设计，基层切实执行，民众、媒体擦亮眼睛，这绝对是一件任重道远，需上下求索的宏伟的社会工程，搭建一个平台只是刚开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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