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有的判决书，不明确写明违法所得但却规定全部追缴？

最近在办理一个放贷类非法经营罪的案件，同时研究同类型的其他判决，发现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正出现：部分一审判决书对被告人的违法所得数额刻意回避、语焉不详，即便公诉机关提交的审计报告已对违法所得作出明确核算，判决仍选择“视而不见”。

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判决书中往往会毫不犹豫地载明“没收全部违法所得”“并处XX万元罚金”的判项。这种“模糊认定+精准处罚”的裁判模式，不仅违背罪刑法定与罪刑相适应原则，更会制造一系列执行困境，可能导致被告人合法财产被不当侵害，司法公正蒙上阴影。

一、违法所得明确认定是法定裁判义务

从法律层面而言，法院对违法所得作出明确认定，并非可自由裁量的“选择题”，而是必须履行的“必修课”。

（一）刑法的明确规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64条以“应当”这一义务性规范，明确了法院对违法所得的处理责任：“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，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；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，应当及时返还；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，应当予以没收。”这一条款的立法本意，是为了实现“不让犯罪分子从犯罪中获利”的刑罚目的，而“追缴、退赔、没收”的前提，必然是明确违法所得的范围与数额——连违法所得是多少都无法确定，何谈精准追缴？

对于非法经营罪、集资诈骗罪等经济犯罪，违法所得更是直接关联量刑档次与罚金计算。以非法经营罪为例，《刑法》第225条明确规定，罚金数额为“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”。这意味着，违法所得数额是罚金刑的法定计算基数。若判决回避认定违法所得数额，却直接判处高额罚金，无异于“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”，完全违背罪刑法定原则。

（二）其他法规的规定

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》进一步将实体义务转化为程序要求，明确指出：“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具体内容，应当在判决主文中写明；其中，判决前已经发还被害人的财产，应当注明。”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》第6条更是强调，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内容“应当明确、具体”。

这些规定的核心目的，是为执行程序提供清晰依据。一份连违法所得数额都模糊不清的判决，本质上是“无效的执行依据”——执行机关既无法判断哪些财产属于违法所得，也无法确定没收的边界，最终只能陷入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混乱。

（三）审计报告明确却回避：属于严重程序违法

实践中最荒谬的情形，莫过于“审计报告有明确结论，判决却刻意回避”。审计报告是具备专业资质的机构对涉案资金流的梳理与核算，是认定违法所得的核心证据和基础，当然，最终违法所得的结果，还要根据具体案情，根据审计报告给的基础数据进行扣减或者核算，比如放贷类非法经营案中，可能会算出放贷金额和回款金额，砍头息金额，其他经营成本等等，那违法所得，可能就要对相应的砍头息，成本等等进行扣减。法院根据刑事诉讼证据规则，法院对控辩双方提交的证据，应当进行审查判断并在判决中回应采信与否的理由。

若审计报告已清晰核算出相应的金额，且不存在证据瑕疵，法院却无合理理由回避认定，这本质上是故意违反法定裁判义务，属于程序违法的加重情节。这种行为，既无视了证据裁判原则，也剥夺了被告人对违法所得认定提出抗辩的权利。

二、模糊判决的危害：合法财产的“致命危机”

判决对违法所得的“模糊化处理”，看似是司法文书的“文字疏漏”，实则会在执行阶段引发连锁反应，制造三大难以挽回的困境。

（一）“以执代审”——扣押财产被推定为“天然违法”

判决未明确违法所得数额时，执行机关极易陷入“扣押即违法”的思维定式。在“没收全部违法所得”的笼统判项之下，执行人员往往缺乏动力去区分被扣押财产中哪些是违法所得、哪些是合法收入——反正判决没说清楚，干脆“一锅端”。

典型案例中，某非法放贷案件的被告人名下有一套婚前房产、一笔亲属赠与的存款，以及涉案放贷资金。因判决未明确违法所得数额，执行机关直接将房产、存款与涉案资金一并查封没收。被告人提出异议时，执行机关却以“判决要求没收全部违法所得，涉案人员财产均需核查”为由搪塞。这种“以执代审”的操作，彻底架空了审判程序对财产性质的认定权，将司法裁判的“天平”倒向了“宁枉勿纵”的极端。

（二）合法财产株连——“一刀切”没收的财产灾难

模糊判决的最大受害者，不仅是被告人，还包括其家属及案外人。经济犯罪案件中，被告人的财产往往与家庭共同财产、案外人财产存在混同——比如夫妻共同房产、借用他人账户周转资金等。

判决未明确违法所得数额时，执行机关为了“完成追缴任务”，往往会采取“一刀切”的方式，将所有与被告人有关的财产全部纳入没收范围。这就导致被告人的婚前财产、家属的个人财产、案外人的合法财产被无辜株连。更棘手的是，案外人即便提出执行异议，也会因判决未明确违法所得范围，难以提供针对性的抗辩证据，最终只能吃“哑巴亏”。

（三）双重处罚——没收+罚金的“经济毁灭性打击”

模糊判决的另一大恶果，是导致“没收违法所得”与“罚金刑”的边界彻底模糊，形成对被告人的双重处罚。根据刑法原理，没收违法所得是对被告人非法获利的追缴，罚金刑是对被告人的财产惩罚，二者性质不同、功能各异，不能相互替代。

但在判决未明确违法所得数额的情况下，这种边界被完全打破。执行机关可能会先将被扣押财产全部没收，视为“没收全部违法所得”，随后又要求被告人另行缴纳高额罚金——被告人相当于为同一犯罪行为，付出了“非法获利+合法财产”的双重代价。这种操作，完全违背了“禁止重复评价”的刑法原则，是对被告人财产权益的粗暴侵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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