致广东省高院张海波院长：建议对（大埔县）某非法经营案相关司法观点进行审查及启动再审的公开信

尊敬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张海波院长：

我们作为长期关注并致力于虚拟货币领域法律实务研究的律师团队，现就贵院官方平台发布的《这种差价，不能赚！》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fTkasyUXbTCPzWxZi_NOZQ 一文及相关案例（下称“该文”及“该案”）中涉及的法律适用及司法观点问题，本着严谨负责、推动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态度，致信提出我们的建议和意见，并恳请贵院予以审慎考量。

一、问题的提出：个案裁判观点与权威案例库指导精神存在显著分歧

我们注意到，该文所载案例的裁判逻辑，与贵院共同建设、最高人民法院主导的“人民法院案例库”中发布的同类指导性案例（如“颜某康等非法经营案”，入库编号：2025-03-1-169-002；“万某园等非法经营案”，入库编号：2025-18-1-085-001）所确立的裁判规则存在实质性差异。这种差异并非细微的技术性分歧，而是关乎非法经营罪构成要件核心边界的根本性问题，可能对全省乃至全国同类案件的审理产生误导。

案例库的权威案例确立了清晰的“媒介论”立场。其裁判逻辑核心在于，将USDT等虚拟货币定性为中性的交易媒介或工具。

定罪的关键并非针对买卖USDT这一行为本身，而是穿透其形式，审视行为人是否利用该媒介实施了“变相买卖外汇”的非法经营行为。

例如，在“颜某康案”中，法院明确指出被告人的行为实质是“通过‘奈拉—泰达币—人民币’的兑换链条，帮助他人将外币转换为人民币”，USDT在此充当了实现价值非法转换的通道。

反观大埔县案例，其裁判逻辑则倾向于“对象论”。该案将USDT因其与美元挂钩的特性，实质上视同为“准外汇”或非法经营罪的直接犯罪对象。

这种定性路径，模糊了“非法买卖外汇”这一法定犯罪行为与“买卖虚拟商品”之间的界限。

其潜在风险在于，可能将刑法中“外汇”的概念，通过司法类推扩大至未被法律明文定义的虚拟货币之上，这有违罪刑法定原则所要求的明确性与预见性。

案例库案例对行为人主观故意的证明提出了极高且明确的要求。案例库案例中，法院不厌其烦地论证被告人“明知”对方的换汇目的，并与之存在“事前通谋”或“意思联络”。

在“万某园案”中，被告人的整个业务模式设计本身就是其“明知”国家外汇管理规定而故意规避的强有力证据。这种对共同犯罪故意的严格审查，是区分中性OTC业务与非法经营罪的关键阀值，确保了刑罚的精准性。

而大埔县案例的判决论述，则更多地侧重于客观交易行为（如交易规模巨大、参考美元汇率）及其宏观危害结果。

对于被告人陈某等人是否“明知”其交易对手（散户）的资金意图用于非法跨境汇兑或其它违法活动，亦即其行为是否构成非法外汇交易的共犯，判决书未能清晰地展示出如同案例库案例那般严谨的证明过程。

这种论证方式，容易滑向以客观结果反推主观故意的“客观归罪”倾向，降低了入罪门槛，可能导致打击面不当扩大，将并无犯罪意图的商业交易行为纳入刑事打击范围。

二、事实认定与法律论证中的关键瑕疵

该案的核心瑕疵在于，其将“以美元计价进行泰达币（USDT）与人民币的交易”这一事实，错误地或至少是不严谨地等同于“将泰达币兑换成美元”的行为，并基于此得出了“必然减少国家外汇储备”的结论。

事实认定层面存在偏差：根据该文陈述的案件事实，被告人陈某是“按当天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进行兑换共计人民币510万余元”，其资金流向是“人民币 → 购买USDT”或反向操作。

在整个被指控的交易链条中，并未发生实质性的“兑换成美元”或使用美元进行结算的行为。USDT在此交易中作为计价单位和交易客体，其法律属性是“虚拟商品”，而非外汇本身。

法官在论述危害性时，将计价基准的参照关系混淆为实际的货币兑换行为，这一事实认定基础上的偏差，直接动摇了后续法律推演的根基。

法律定性层面存在“类推解释”风险：该案的裁判逻辑隐含了一种将USDT因其与美元挂钩而直接视同为“准外汇”的倾向。

此种定性方式，实质上是对《刑法》第二百二十五条及《外汇管理条例》中“外汇”概念的扩大化解释，有违罪刑法定原则所要求的明确性。

2025年11月28日，央行等13部委召开打击虚拟货币交易炒作工作协调机制会议，会议再次强调，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，因此不能定性为外汇。

人民法院案例库中的权威案例明确采取了“媒介论”的立场，即USDT是中性的交易媒介，定罪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利用该媒介实施“变相买卖外汇”的行为，且主观上具有“明知”并协助他人实现非法外汇兑换的故意。

该案（以及该文）未能清晰展示这一核心要件的论证过程，易导致将单纯的虚拟货币场外交易行为不当入罪。

将计价标准认定为交易对象

另外，该案裁判文书在最为基础的事实认定层面出现了不容忽视的偏差，这直接动摇了后续法律推演与定性结论的根基。

根据该文自身陈述的案件事实，核心交易模式明确记载为：“陈某利用手机与黄某进行泰达币交易约81.4万个，按当天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进行兑换共计人民币510万余元。” 

这清晰地表明，本案中实际发生的资金流向是“人民币与泰达币之间的兑换”，美元在此过程中仅作为价值计价的参照基准。

然而，主审罗法官在论证行为危害性时，却将其表述为：“这种大笔资金通过泰达币兑换成美元的行为，必然会减少国家的外汇储备”。

这一论述将交易中的“计价参照”偷换为“兑换标的”，犯了事实认定的根本性错误。根据省高院的文章显示，本案的客观证据链中，并未发生任何实质性的“兑换成美元”或使用美元结算的行为。

USDT在此交易中的法律属性是“虚拟商品”，其与美元的汇率挂钩关系，与将USDT本身视同为外汇并进行兑换，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。

这种事实认定的错误并非无关紧要的文字疏漏，它直接导致了后续危害性分析的失准。法官基于一个错误的前提（即资金兑换成了美元），得出了“必然减少国家外汇储备”的结论。

这一结论由于前提虚假而无法成立，削弱了判决书中关于社会危害性论证的说服力。

当一个判决在其赖以立足的基本事实描述上出现如此显著的误差时，其整体的严谨性与公正性难免受到合理质疑。

三、潜在危害：对司法实践与市场预期的负面影响

该文所代表的观点若被广泛参照，将产生以下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：

模糊罪与非罪的界限：大量从事虚拟货币OTC（场外交易）业务的商户，其业务本质是法币与虚拟商品的兑换。

若仅因交易规模巨大或计价参考美元即被认定为非法经营罪，将严重模糊正常交易活动与刑事犯罪的边界，导致打击面过度扩大。

冲击法律适用的统一性：该案观点与人民法院案例库的指导精神相悖，可能造成广东省内司法裁判标准的不统一，引发“同案不同判”的困境，甚至培育远洋捕捞违规执法的土壤，损害司法公信力。

向市场传递错误信号：该文作为省级高院平台的发布内容，具有强烈的指引作用。其中存在的法律论证瑕疵，可能对法律从业者和社会公众理解相关法律规则造成困扰和误导。

几乎所有职业的OTC（场外交易）商都可能面临巨大的刑事风险。因为他们业务的本质就是批量买卖USDT。

一旦将USDT本身定性为准外汇，那么他们的经营行为本身就构成了“非法买卖外汇”，而无需考察其交易对手的资金来源和用途，也无需考察行为人本身的主观故意和是否与换汇人员是否共谋。

四、恳请与建议

综上所述，我们认为该案在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上均存在重大争议，其裁判观点未能准确体现当前司法实践中更为严谨、权威的“实质重于形式”与“主客观相统一”的审查标准。为此，我们郑重提出以下恳请：

建议对该文进行技术性撤下或发布权威解读：建议贵院组织专业力量对该文所涉法律观点进行重新审视。为避免对司法实践产生持续误导，可考虑暂时撤下该文，或配发基于人民法院案例库指导精神的专业解读文章，以正视听。

建议依法审查并启动再审程序：鉴于该案裁判逻辑存在的重大争议，且关乎被告人合法权益及法律统一适用，我们恳请贵院能够依法履行审判监督职责，对该案进行审查。如符合再审条件，建议依法提审或指令再审，以纠正可能存在的错误，维护司法公正。

我们深信，贵院一贯秉持对法律负责、对事实负责的严谨态度。我们提出上述意见，旨在促进法律适用的精确与统一，共同维护法治的尊严。期待贵院的郑重考量。

此致！

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一名关注虚拟资产领域法治建设的律师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曾杰/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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