传销案件“整盘出罪”新路径：以“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”实现定性降维

在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刑事辩护中，当“经营真实、团队计酬”的无罪路径确实无法走通时，根据我们的实务经验，总结出了一条能够实现“整盘出罪”的新路径，可以将案件从可能量刑极重的“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”指控，整体定性为刑罚较轻（三年以下）的“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”。这旨在通过严谨的法律论证与证据重构，推动案件性质的彻底转变，实现“出重罪而入轻罪”的辩护策略。

一、从“市场秩序诈骗”到“网络工具违法”的定性转换逻辑根基

“罪名降维”辩护的基石，在于从法理上清晰切割“传销犯罪”与“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”的本质区别，为全案重塑提供坚实的逻辑框架。

1、二罪名的核心逻辑差异

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属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。其侵犯的是复杂客体，既包括市场经济秩序，也包括公民财产权。构成此罪，必须证明行为人建立了“拉人头、收入门费、按层级计酬”的体系，且具备“骗取财物”这一核心实质要件。

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。其核心在于“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特定的违法行为”，刑罚评价的是对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秩序的破坏，以及为违法犯罪活动提供预备或帮助。构成此罪，关键在于证明行为人利用网络设立了违法活动平台、群组或发布了违法信息。

2、转换的核心逻辑链

辩护的目标在于，论证被指控的商业活动虽然可能具备了多层级推广等特征，形式上触犯了《禁止传销条例》，但其不具备“骗取财物”的刑事可罚性实质。相反，其整个运营模式的核心，高度依赖并表现为“设立网站、APP、通讯群组”和“在网络上发布项目信息、发展会员”。

此时，其社会危害性主要体现在利用信息网络组织、开展传销行政违法活动，更符合“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”的构成。即为实施行政违法行为而利用信息网络创造条件。这一定性，实现了对行为评价从“市场秩序诈骗”到“网络工具违法”的根本性转换。

二、先否定传销犯罪实质要件，再锚定非信罪构成要件的核心转换路径

为实现上述逻辑转换，辩护必须依次完成两项核心任务：第一步，运用客观证据彻底否定传销犯罪的“骗取财物”实质要件；第二步，将行为精准锚定到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构成要件上。

（一）否定“骗取财物”的实质要件，切割诈骗内核

这是转换的前提，必须运用客观证据彻底击破“传销犯罪”的核心。

1、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计报告，或借助区块链数据分析，证明项目收入主要流向技术研发、服务器成本、真实商品采购、服务提供、合法市场营销等经营环节，而非用于支付静态的、高额的“拉人头”返利或供组织者挥霍。

2、系统证明参与者支付费用，获取的是具有真实市场价值或使用功能的数字商品、虚拟道具、网络服务、知识内容等，并提供市场价格比对，证明其并非“道具”。

3、证明所谓的“奖励”、“佣金”来源于可验证的销售利润分成、交易手续费返还、推广服务费，其计算与发放有真实、合理的业务基础，而非无源之水、纯粹依赖新资金流入。

4、刑事传销犯罪的“层级”必须与返利利益绑定。仅直推、无间推的“一级返利”模式，参与人的有效层级仅2级，达不到“三级以上”的入罪门槛；形式上20层推荐链但若无间推返利，法定层级仍不成立。最高法法答网2024年11月传销专题答疑明确：“身份、层级关系必须关联计酬或者返利，无返利绑定的虚列层级不计入。”

（二）确立行为符合“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”的构成要件

在切割诈骗内核后，将项目行为精准“锚定”到新罪名上。

1、将项目方的核心运营行为，清晰界定为《刑法》第287条之一所列举的“设立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、通讯群组”和“发布有关违法犯罪信息”。所有商业活动都围绕网站、APP、微信群等网络平台展开，推广的核心方式是发布图文、视频等信息。

2、论证行为人主观上主要是为了利用网络进行商业推广、运营平台，其对行为可能涉及“传销”行政违法的认知，是概括性的、模糊的，缺乏对“诈骗财物”这一刑事违法性的明确认知，符合“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”的主观要求。

三、具备转换条件的案件类型

基于上述逻辑与路径，以下类别的整盘网络项目，是尝试“罪名降维”的典型场景。

1、虚拟货币、数字资产发行与交易平台发行Token或提供交易服务，设有推广激励。转换点在于论证支付是购买“数字商品”或“服务”，奖励是“营销返佣”，主要行为是运营网站和发布信息。

2、数字藏品（NFT）发行与流转平台发行具有特定权益的NFT，允许转售并有推荐奖励。转换点在于证明NFT具有独立价值，模式是“数字商品营销”，平台核心是“利用网络发行、交易数字资产”。

3、以真实商品/服务为依托的社交电商平台销售实体商品，但采用多级分销。当“团队计酬”出罪遇阻时，可主张其是利用网络组织传销行政违法活动，符合“发布违法信息”特征。

4、提供如软件、课程订阅特定工具或内容的会员制平台，通过推广发展会员。转换点在于论证付费核心是获取使用价值，推广是附属激励，违法性在于利用网络以违规方式进行推广。

四、广强律师事务所两起“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改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”案例实践成功验证上述“定性降维”路径，并非书斋推论。

广强律师事务所曾杰律师团队在虚拟货币、虚拟藏品两类新型网络项目中，连续办成两起“重罪打掉、轻罪落判”的实案，可作为该路径的闭环验证。

案例一，某虚拟货币案：

W某等四人发行RUN、SPX币，建“某DAO”社区，通过微信群、网页、研究院授课推广，买币收取10%手续费（其中3%奖励直推上线、6%持币或销毁转化、1%留存基金会），另售USDT游戏装备。一审定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，W某主犯判6年、罚金100万，全案六被告人5至6年。

本案核心辩护要点：

1、无入门费：注册仅需实名认证和绑定数字钱包，会员免费加入，虚拟币初期系免费赠送引流，不存在缴费获取资格的门槛。

2、返利证据系孤证：控方指控的3%返利比例，仅来源于同案人口供，既无智能合约代码支持，也无链上交易流水佐证。辩护人抽查21个有邀请下线行为的会员地址，下线买卖时上线账户均未收到3%返利变动，足以推翻返利指控。

3、收益来源真实经营：各被告人超过99%的收益来自低买高卖RUN、SPX币以及销售游戏装备，属于真实市场交易行为，并非收取入门费的庞氏骗局。

4、层级未达入罪标准：2万余个会员地址中，仅有2608个存在发展下线的行为，其余90%的会员均为自购自持，不存在间接推荐和复式计酬的层级结构。

上诉后二审以“事实不清、程序违法”撤销发回。重审阶段检方改控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，法院判W某1年10个月、罚金10万（原6年/100万），羁押折抵后近乎当庭释放。全案六被告人同改轻罪。

案例二，某虚拟藏品案

W某经营公司主营虚拟藏品，玩家线上孵化或购买数字宠物，发展直推下线升等级，另设“区域合伙人”按城市交易量提手续费。办案机关以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移送，涉案实名用户19456人、主营收入5305万余元、获利3515万余元，远超传销犯罪“五年以上”门槛。

本案核心辩护要点：

1、无入门费：用户及城市合伙人无需缴费即可获得收益，平台收取的手续费系合法交易服务费，而非获取推广资格的入门费。

2、返利证据不足：控方所称返利的形式、来源、资金流向均无客观证据支撑，审计报告对此持保留意见，无法证明返利来源于新用户缴纳的费用。

3、层级未达刑标：普通用户体系仅有一层直推关系，城市合伙人体系至多两层，按“返利绑定”的实质审查标准，均未达到传销犯罪三级以上的法定层级要求。

4、参照先例：团队此前办理的虚拟货币传销改非信案（即案例一），与该案在模式结构上高度相似，可援引相同的定性逻辑。

经《法律意见书》加多次检律沟通，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采纳改罪意见，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起诉，量刑建议1年、罚金30万，法院照准。当事人羁押11个月零2天，判后1月释放。

两案共同印证了，将“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”的指控，通过证据否定其诈骗内核（无入门费、无复式计酬、层级未达三级、收益来自真实经营），并将其运营行为重新锚定为“利用信息网络设立违法网站、群组、发布违法信息”，从而整体“降维”定性为“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”是一种经实践检验的成功的传销案件整体出罪路径。

五、综合两案经验，总结成功关键要点如下

1、辩护的成功高度依赖专业的司法审计报告、电子数据鉴定意见、区块链数据分析报告等客观证据。

虚拟藏品案中，审计报告对返利形式、来源、资金流向均持保留意见，直接削弱了控方返利指控的证据基础。DAO案中，辩护人直接抽取21个有邀请下线行为的会员地址，逐一核查链上交易流水，发现下线买卖时上线账户均未收到3%返利变动，以客观数据击穿了仅凭口供支撑的返利指控。

要点在于不要停留在“控方证据不足”的消极辩护层面，要主动挖掘客观数据（链上流水、后台日志、审计报告），用技术证据反制技术指控。

2、必须能够穿透复杂的商业包装，将行为精准对应到目标罪名的构成要件上，并对“骗取财物”要件形成有效质疑。

虚拟藏品案中，辩护人将“区域合伙人”模式从传销指控中剥离，论证其为商事领域常见的区域代理模式，计酬依据是区域交易业绩而非发展人员数量，与传销犯罪的复式计酬完全不符。DAO案中，辩护人逐项对照传销犯罪四大要件（入门费、拉人头计酬、三层级、骗取财物），分别用证据证明各要件均不满足，最终将案件定性从“诈骗型传销”拉到“行政违法型传销”。

要点在于论证要有层次。先拆解传销犯罪构成要件，再逐项用证据否定，最后将行为重新装回非信罪的构成要件框架。

3、在审查起诉阶段，向检察官系统呈现“轻罪”定性的完整证据链与法律依据，争取在起诉环节即实现定性转换。

虚拟藏品案中，辩护人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立即介入，赶在检察院作出起诉决定前提交详尽法律意见书，并多次与检察官当面沟通，最终在审查起诉阶段即完成罪名变更，避免了庭审阶段的对抗消耗。DAO案虽经历了“一审定罪→上诉→发回重审”的漫长过程，但在重审阶段，辩护人与检察官、法官反复沟通，甚至通过逐笔核对链上数据的方式说服检法重新审视证据，最终在重审阶段实现改罪。

要点在于越早介入越好，越早呈现“轻罪证据链”越好，审查起诉阶段是黄金窗口期，一旦进入审判阶段，改罪难度显著上升。

4、层级认定必须坚持“返利绑定”的实质审查原则，不接受仅凭形式推荐链认定层级。

虚拟藏品案中，普通用户体系仅有一层直推返利，区域合伙人体系至多两层，均未达到三级入罪门槛。DAO案中，2万余个会员地址仅有2608个存在发展下线行为，其余90%均为自购自持，不存在间接推荐和复式计酬的层级结构。

要点在于不要被控方“形式上有20层推荐链”的说辞吓住，要追问“哪几层之间有返利绑定”。没有返利绑定的虚列层级一律不计入法定层级。最高法法答网2024年传销专题答疑已明确此原则。

5、在和办案机关沟通时，要善于运用刑法谦抑性原则，强调新型网络项目虽有合规瑕疵和创新外壳，但若不具备“骗取财物”的传销犯罪本质，就不应动用五年以上的重刑；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恰恰是“罚当其错”的精准出口，而非放纵。两案中，辩护人均向检法强调：当事人虽有违规推广行为，但平台有真实经营、有实际价值商品、有公开透明的交易机制，与“空手套白狼”的庞氏骗局有本质区别。这一论述在两案中均获得检法认同。

结 语

将“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”的指控，通过专业的证据分析与法律论证，整体“降维”定性为“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”，是应对新型网络涉传案件指控的高阶辩护策略。

它不仅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与精确性要求，也考验着律师在金融科技、数据合规与刑法交叉领域的专业能力。对于确有创新价值但模式存在法律风险的网络项目而言，此路径是避免不当刑罚、实现司法公正的关键防线。

正如广强律师事务所在两起案件中所实践的，当办案机关能够穿透商业包装、回归“骗取财物”这一传销犯罪的本质时，重罪改轻罪、重刑改轻刑便不再是例外，而是刑法精准评价的应有之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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