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位行贿罪，修订后是重了还是轻了？如何适用“从旧兼从轻”原则？

关键词：单位行贿罪、行贿罪、从旧兼从轻

自2024年3月1日以来，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二）》已正式实施一年两个多月。

在该修正案生效之前，2020年《刑法》对“单位行贿罪”的量刑仅规定了一档，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，并处罚金。

而修订之后的2023年《刑法》将“单位行贿罪”的量刑调整为两档，情节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，并处罚金；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处三至十年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

有人说，单位行贿罪的法定最高刑从五年变为十年，处罚力度陡然加大，这意味着我国司法对单位行贿案件的态度是整体从严。

这个观点没有错，但还不够全面：

对“单位行贿罪”的修订，其初衷在于弥合个人行贿罪与单位行贿罪之间过大的刑罚差异，做到类罪的量刑均衡，同时也对单位行贿罪本身实现精准化的规制。

行贿罪与单位行贿罪的量刑差异在哪里？

从个人行贿罪与单位行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，可知：

个人行贿达3万元，即可立案追诉，基本刑是三年以下；

个人行贿达100万元的，属于情节严重，量刑升档为三至十年；

个人行贿达500万元的，属于情节特别严重，量刑幅度是十年以上或无期徒刑。

实务中，对于个人行贿罪，不考虑任何情节的前提下，数额不足100万元的，刑期一般是三年以下；数额在100~500万元之间的，刑期一般是五至七年；数额在500~1000万元之间的，刑期一般是十年；数额超过1000万元的，刑期升格到最高档，一般是十年以上。

相比之下，单位行贿罪的立案标准一般是20万元，2020年《刑法》（下称“旧法”）的量刑仅有五年以下这一档，且现行法律或司法解释对具体量刑没有规定明确的数额标准。

从司法实务看，对单位行贿案中自然人的判罚，大多是三年以下+适用缓刑，直接判实刑的案例很少见；判实刑的案件，其涉案金额往往有大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。

如（2020）京02刑初80号一案，

Z某为使自己经营的公司顺利通过审核，多次以公司名义向某局领导给予好处费累计463万余元。最终被判单位行贿罪，处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三年，并处罚金20万元。

（2019）鄂10刑终264号一案，

Y某身为某公司股东、实际负责人，为公司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100万元。最终被判单位行贿罪，处有期徒刑一年。

（2016）云03刑终168号一案，

W市某建筑公司在项目招投标中为谋取竞争优势，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1377万元。X某作为该公司的实控人和直接责任人，被判构成单位行贿罪，处有期徒刑四年。

（2020）京刑终44号一案，

某投资公司实控人T某，在推进某保障性住房项目的过程中，应某国家工作人员G某的要求，先后向其给予所谓“违约金”4000万元。考虑到索贿、坦白等情节，最终判T某构成单位行贿罪，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200万元。

总之，行贿罪与单位行贿罪在量刑上的差异表现为：

涉案数额相近的案件，定个人行贿罪的刑罚远高于单位行贿罪；刑罚相当的案件，单位行贿罪的涉案数额是个人行贿罪的四五倍。

如(2024)新3023刑初41号一案，

为优先结算工程款、谋取竞争优势，被告人S某个人行贿51.6万元。案发后积极认罪认罚，最终被判行贿罪，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10万元。

又如(2024)沪0109刑初743号一案，

Y某在担任被告单位某公司副总期间，为获得市场竞争优势给予相关人员好处费共计226.22万元。最终被判单位行贿罪，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，缓刑一年九个月，并处罚金十万元。

实务中，将行贿罪变更为单位行贿罪以争取更轻的判罚，是行贿类案件的常见辩护策略，而随着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二）》的落实，这两个罪在数额和量刑之间的差距将显著缩小，这也是本次修法的初衷所在。

修订后，单位行贿罪的刑罚是轻了，还是重了？

如果只看法定最高刑，五年变十年，无疑是加重了。但从修订后的量刑档设置来看，立法者的出发点是精准化规制，其对单位行贿的直接主管和其他责任人员的处理原则不再是“一刀切”，而是“分而治之”，即该宽则宽，当严则严，宽严相济，罚当其罪。

纵览过往的案例，适用旧法在单一量刑档内，单位行贿案自然人的刑罚，大多是三年以下+适用缓刑，涉案数额对量刑结果的影响不是很明显。

在2023年《刑法》（下称“新法”）的背景下，单位行贿罪的基本刑是三年以下，升格刑是三至十年，而区分基本刑和升格刑的标准就在于涉案数额，且可能会参照或稍高于行贿罪。比如，单位行贿数额不到200万元的，量刑可能在三年以下，这意味着适用缓刑的希望很大，保留了从宽处罚的口子；单位行贿数额达到300万元的，则量刑可能是三至十年，体现了从严处理的态度。

所以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对于涉案行为发生在新法生效之后的单位行贿案件，很可能会基于不同的涉案数额被分流处理，数额较小的，该宽则宽，数额较大的，当严则严。

从旧兼从轻原则，如何适用？

每一次《刑法修正案》的发布，就意味着新法旧法的溯及力和适用问题。根据《刑法》第12条规定，处理该问题的基本原则是“从旧兼从轻”，即以涉案行为发生的时间为基准，根据最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，来判断应该适用旧法还是新法。

所谓“从旧”，指行为发生时，旧法不认为是犯罪，但新法认为构成犯罪，或新法旧法均认为是犯罪，但旧法的处罚较轻，此时适用旧法。

所谓“从轻”，指行为发生时，旧法认为是犯罪，但新法不认为是犯罪，或新法旧法均认为是犯罪，但新法的处罚较轻，此时适用新法。

由于本次对单位行贿罪的修订仅涉及量刑部分，故该类案件适用“从旧兼从轻”原则，就两种情形：

（1）若涉单位行贿行为发生在修正案生效之前（2024年3月1日），原则上适用旧法，但适用新法量刑更轻的，适用新法。

（2）若涉单位行贿行为发生在修正案生效之后（2024年3月1日），原则上适用新法，但适用旧法量刑更轻的，适用旧法。

涉行贿类案件往往时间跨度较大，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二）》正式生效才一年多，目前已决的单位行贿类案件几乎都发生在新法生效之前。基于“从旧兼从轻”原则，适用新法和旧法的案例皆有之：

（2024）苏0282刑初107号一案，

2021年-2022年期间，某公司法定代表人J某，在经营过程中，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多次向某卫健委领导行贿共计269万元。

法院认为，被告单位某公司和被告人J某的行为均发生在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二）》实施之前，根据《刑法》第12条的规定，新法处罚较轻，应当适用新法。考虑到J某系自首，且自愿认罪认罚，故予以从轻处罚，认定J某犯单位行贿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，并处罚金30万元。

（2024）黑0124刑初56号一案，

2013年，某公司欲申请贷款，但经营情况不符合贷款要求。后公司实控人L某为某银行主任Z某购买奔驰车一辆，花费47万余元。

法院认为，Z某的行为构成单位行贿罪，但其行为发生在2013年，依照从旧兼从轻原则，本案应适用1997年《刑法》关于“对单位行贿罪自然人不适用罚金刑”的规定，最终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，缓刑一年，不处罚金。

（2024）青0104刑初88号一案，

2018年，某公司董事长W某，为承揽项目而向环保局长多次行贿累计77万元。

法院认为，W某的行为构成单位行贿罪，但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二）》在本案审判阶段施行，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，适用旧法对被告人量刑，故判处W某有期徒刑一年，缓刑一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20万元。

结语

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二）》对单位行贿罪的量刑调整，并不是一味的从严从重，其初衷一方面在于缩小该罪与行贿罪之间的差异，实现类罪的量刑均衡，另一方面在于对该罪的精准化规制，将单一量刑档细化为轻重两档，也体现了分流治理、宽严相济的宗旨。

由于新法生效不久，在未来一段时间内，大多数涉单位行贿案件都存在适用新法还是旧法的问题。从最有利于当事人的角度，辩护人一定要准确把握“从旧兼从轻”原则，反复推敲案情和在案证据，进而争取最理想的案件结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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