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医门诊、养生馆涉诈骗罪案件的定性辩护

中医门诊、养生馆涉诈骗罪案件的定性辩护

中医门诊、养生馆涉诈骗罪案件，与经营、销售保健品涉诈骗罪案件具有一定的类似性，很多时候会被认为是同一类型的案件。办案机关在指控逻辑上，都是围绕公司资质、宣传话术和虚构案例、虚假宣传产品功能和功效、诱导购买、产品销售价格与成本价格之间的较大悬殊等事实，最终得出涉案公司是以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的欺骗手段销售产品的结论，从而认定涉案公司构成诈骗罪。

但是中医门诊、养生馆涉诈骗罪案件，与一般的销售保健品涉诈骗罪案件又存在诸多不同的涉案事实，因此在具体案件的指控和辩护过程中，其围绕的核心辩护事实和辩护要点又存在诸多的不同之处。

我们认为，在司法实务中，要规避对某一行业、领域的涉刑事案件，进行“画圈式”的定义和评价。比如只要是遇到民间借贷涉刑事案件，案件一旦被立案，就被笼统的概括为“套路贷案件”；只要遇到涉保健品销售、中医门诊类型的案件，案件尚未经审查起诉、审判，就被打上保健品、养老诈骗的定性。这种先入为主的入罪思维，或是非构成要件的“概念性入罪”思维，会导致办案机关疏于审理案件事实、证据，错误的对案件以特定行业、领域的有罪倾向进行处理。

规避对特定行业、领域的案件进行“画圈式”概括，即使是同一行业、领域的案件，每个案件的事实、证据都会有所不同，这些事实、证据或会成为影响定罪量刑的核心依据。

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办理的涉套路贷、诈骗罪指控的案件，存在办案机关最终判决不构成套路贷、诈骗罪的情形；我们处理的保健品、中医门诊涉诈骗罪案件，存在办案机关最终没有认定诈骗罪的案例。司法实务中，办案机关允许“特定易入罪行业”“易入罪案件类型”存在不构罪的判例存在，才是合法、合理、公正审判的要求。

近期，金律师接触了一起中医门诊被指控为诈骗罪的案件，当事人在咨询我们的时候提出，本案虽尚在侦查阶段，但办案机关以同省邻市处理过一起类似案例（B案件）、且法院认定罪名成立为由，认为既然已有同类型案件的有罪判例，那么本案必然也成立诈骗罪。

但是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，“同类型案件”仅仅是涉案领域的同类型，还是能够归纳为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“同类型”？对于法律人来说，我们不可能以“领域”进行入罪，而只能以犯罪构成要件来谈指控和辩护。

当我们深入查询、了解案件事实，发现B案件中，办案机关认定涉案中医门诊构成诈骗罪的核心事实，系涉案公司以业务员冒充医生进行线上问诊，以虚假治疗案例进行宣传，以专家问诊、一人一方为具体销售手段，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，只是业务员利用话术进行“问诊”、收款后，公司按照“通方”向客户进行发货。

但是在本案中，涉案公司一再明确，消费者线上对接的均是有医师资质的医生，涉案公司的在线问诊和开单行为，均是由有资质的医生进行。医生针对消费者反馈的身体情况，根据行业规范和从业经验进行开单。但是涉案公司也明确告知，医生开单后的抓药、熬制环节是由业务员进行，其所销售的中药成分对于消费者反馈的情况，也确实具有调理作用。

在此类中医门诊、中医馆涉诈骗罪案件中，如果涉案公司确实存在真实的医生问诊、开单，其所开具的中药成分针对消费者又确实具有针对性的功能、功效，即使涉案公司在案例推广、营销手段上存在一定的夸大成分，我们认为亦不应当构成诈骗罪。

销售产品型的涉诈骗罪指控案件，涉案人员是否构成诈骗罪的核心事实，在于其所销售的产品的性质，是否具有宣传的功能、功效，以及涉案公司是否对其销售产品的功能、功效进行“从无到有”的虚构。如果产品的功能、功效是属实的，核心的具体销售方式、销售手段（例如本案中“一对一”中医问诊）亦是属实的，本案不应以其他概括的“推广和宣传手段”存在违规，即认定全案构成诈骗犯罪。

此外，本案的指控和辩护，亦存在我们前述说明的问题，办案机关不应当对“中医门诊”“中医馆”涉诈骗罪案件，因为案件类型存在先入为主的入罪思维，在尚未全面侦查、审查的基础上，即以“现有判例”进行有罪认定是错误的。

本案的辩护过程中，需要围绕案件事实、证据，论证涉案的销售行为不存在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的欺骗行为，因而不构成诈骗罪；同时需要从法理、情理上说服办案机关，协助办案机关发现其所参考的判例与本案的不同之处，改变错误认识。

刑事案件的辩护，在与知己知彼，在于有破有立，在于合法合理运用各种手段说服办案机关，每个案件的辩护思路和辩护意见的具体确定，又必然有所不同、有所取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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