广强无罪辩护实证研究系列：从“孤证型、串供型口供”视角谈无罪辩护技巧

作者：广强律师事务所副主任、高级合伙人、毒品犯罪案件辩护律师暨毒品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主任、毒辩律师 黄坚明

一般认为，被追诉人被刑拘、被批准逮捕，往往就意味着其罪责难逃，被判有罪是大概率事件。但从实证角度分析，案件因孤证不立、孤证不得入罪情形而获不诉释放情形甚多。当然，涉案被追诉人蓄意进行串供，进而导致在案认罪口供真实性存疑，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实证案例也不少。涉嫌犯罪不等于最终被认定犯罪，也是常态现象。对此，我们专门从孤证性、串供性口供视角，简析孤证型案件的无罪辩护技巧问题。具体如下：

其一，被追诉人口供属孤证。行为人的认罪口供属孤证，缺乏其他证据佐证，致使孤证不得入罪，孤证不立。此案不诉案例包括：石检刑一刑不诉〔2021〕20号、乐检二部刑不诉〔2021〕2号、察检公刑不诉〔2020〕7号（是否牟利的陈述属孤证）；磐检刑检刑不诉〔2020〕43号、浏检公诉刑不诉〔2019〕16号（其他证据被排除，仅剩行为人认罪孤证）；万检一刑不诉〔2020〕15号、海美检一刑不诉〔2020〕39号（唯一一次认罪口供属孤证）；沭检诉刑不诉〔2020〕34号（关于涉案弹药数量的被追诉人口供是孤证）；马检刑不诉〔2019〕20号、道检公诉刑不诉〔2019〕42号、桃检刑不诉〔2018〕62号、石检刑不诉〔2018〕45号（牟利口供属孤证）；乌检公诉刑不诉〔2019〕210号、邓检公诉刑不诉〔2019〕123号、宜检公诉刑不诉〔2018〕6号、渝綦检公诉刑不诉〔2018〕49号、陈检公诉刑不诉〔2018〕17号（上线在逃）。

其二，同案人口供属孤证，孤证不得入罪。某些所谓有“良知”的同案人可以还你清白，核心理由是其自担其责，自认其罪，且竭力为同案人辩护，设法还其清白。但是，同案人也可能恶意“栽赃陷害”，蓄意推卸其责，只为“保其一命”，哪怕是万分之一的机会，毕竟求生是人的本能。说谎也是人的本性，特别是罪大恶极之徒更是如此，起码在司法实务中我们经常遇到此种情形。为此，我们对口供始终保持极高的警惕性，但面对同案人指证同案涉案的供词，有时想推翻我们不认可的不实供词，往往并非易事，在现实司法环境下更是如此。办案人员习惯性采信有罪供述，这绝非个案。

当然，办案绝非简单的“零和游戏、非黑即白”，面对同案人指证行为人涉毒的孤证口供，办案人员坚持依法办案，不轻信口供，坚持孤证不得入罪的做法，最后不诉结案的案例也很多。类似不诉案例包括：三检二刑不诉〔2021〕Z3号（关于何人是作案者的口供属孤证）、舟普检刑不诉〔2021〕21号（被害人头部被何人所殴打的口供属孤证）、汕检二部刑不诉〔2021〕Z1号（指证行为人涉毒的供词属孤证）、饶信检公诉刑不诉〔2021〕1号（同案人单方供述属孤证）、海龙检一刑不诉〔2020〕Z58号（已被判刑同案人的口供属孤证）、罗检一部刑不诉〔2020〕9号（同案人的指认及口供属孤证）、衡蒸检公诉刑不诉〔2020〕16号（行为人不认罪，同案人口供属孤证）、吴检诉刑不诉〔2019〕58号、赤检公诉刑不诉〔2017〕2号（同案人口供是仅有的唯一证据）、渝检五分院刑不诉〔2020〕8号（购毒者的口供属孤证）、宜县检诉刑不诉〔2016〕4号等不诉案例。

其三，尽管被追诉人作出的有罪供述，但其供述前后反复，不具有稳定性。对此，被追诉人提出其刑讯逼供和诱供，且其认罪口供内容与涉案侦查人员记录的笔录内容不一致，在案同步录音录像无法证实涉案侦查行为合法，进而导致其认罪口供真实性存疑，依法不能作为定案根据。

其四，通过“串供”方式形成的口供，依法不能作为定案。第一，案件无法排除串供的可能，致使案件无法定案。如：桑检公诉刑不诉〔2020〕17号；第二，因案件存在串供的问题，致使行为人认罪口供无法作为定案根据。如：湘晃检公刑不诉〔2018〕11号。第三，涉案管教人员为被羁押人员“串供”提供作案时机，致使在案口供真实性存疑；第四，辩护人在案件办理过程中，为被追诉人进行“串供”提供帮忙，致使在案口供真实性存疑；第五，被追诉人涉嫌职务犯罪，涉案人员教唆涉案人员进行编造谎言和串供，以对抗组织调查，将贪污款项“串供”看成借款；第六，在强奸案中，比较容易出现“串供”情形，常见情形是将“强奸”说成“顺奸”，进而导致辩护律师被刑拘，或者是导致其他涉案人员因涉嫌犯罪而被刑拘。辩护人、诉讼代理人涉嫌毁灭证据、伪造证据、妨害作证罪的也绝非个案。因此，没有一定的办案能力和法律风险防范意识，最好不要轻易介入刑案辩护业务领域。第七，串供是需要特定条件，串供情形的发生，再度证明刑案不能单凭口供入罪。参考不诉案例：万检二刑不诉〔2021〕Z1号、商梁检一部刑不诉〔2021〕33号、辽白检一部刑不诉〔2021〕9号、饶信检一部刑不诉〔2021〕38号、湛开检一部刑不诉〔2021〕Z2号、合检一部刑不诉〔2021〕Z1号。

其五，在案证据证实被追诉人作出的认罪口供不具有真实性，在案证据无法排除其被刑讯逼供的合理怀疑。如：看守所入所健康检查记录，证实行为人身上有伤痕，致使行为人作出的认罪口供，无法排除系其被刑讯逼供而作出的不实口供，依法应认定为非法证据，依法不能作为定案根据。

以上所述的诸多涉及串供的情形，致使在案言词证据真实性存疑，致使相关言词证据表面上具有相互印证的特征，但实质性无法排除涉案证据仍属孤证、不具有真实性的合理怀疑，进而无法作为定案根据。

黄坚明律师简介：广强律师事务所副主任、高级合伙人、毒品犯罪案件辩护律师暨毒品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主任。黄律师从事刑事研习、实践十多年，承办刑事案件300多起，如2015年之李某涉嫌贩卖毒品案（涉案毒品冰毒重260千克，获无罪释放）、2015年之香港籍吴某涉嫌走私毒品案（“相当于海洛因1.87吨”，获彻底“无罪释放”）、2017年之广州吴某涉嫌贩卖毒品罪（不捕释放）、2018年之湖南周某涉嫌贩卖毒品罪（狙击死刑辩护成功）、2019年之广东阳某涉嫌贩卖毒品罪（改判死缓，成功保命）、2020年之林某非法持有毒品罪一案（无期改判十五年）、2020 年之郑某涉嫌贩卖毒品罪（两项指控均被认定未遂，保命）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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