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:陈俊泓 日期 : 2026-07-07
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。简要的案情是这样的：A某与B某是同乡，其中A某系从事贷款中介业务的人员，A某在偶然间得知B某是从未有过任何贷款记录、征信良好的所谓“白户”，并且目前经济上拮据后，便向B某提出一个可以赚钱的方案。
首先由A某操作，以B某为法定代表人和控股股东，注册成立了一间不会实际经营的空壳公司；然后A某又购入了一套二手房产，并随后将该房产过户到B某名下。经过这一系列的操作后，B某便从无业游民摇身一变成为了有房有公司的成功企业家，符合了银行针对小微企业主发放经营性贷款的申请条件。
后续B某按照A某提前向其交代好的，面对银行贷款前审查的相应应对话术，向银行提交了贷款申请。最终该贷款申请也被审核通过、发放。
到目前为止，都还只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贷款诈骗流程，有意思的地方在于，在实际拿到贷款资金后，A某没有立即潜逃或挥霍，而是在前6个月按照贷款合同如期归还了银行本息，以此来营造出企业系因经营不善而导致无力还款的假象。
最终整个贷款流程在表面上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，B某身为符合银行贷款申请要求的小微企业主，且对贷款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抵押财产，获得贷款后按期正常还款一段时间，后续因经营问题无力偿还，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导致的不良贷款。后续的处理路径就从刑事追诉，变成了民事层面上的追讨。
那么控方又是如何从证据层面上控诉A某、B某构成贷款诈骗罪的？
首先引起控方注意的点是资金流水记录不足。以B某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公司，虽然该公司在取得贷款后，的确在开始的6个月内如期向银行还本付息，整体呈现出一个资金逐渐短缺的表象，表面上与一般公司经营不善导致违约很相似。但该公司除了向银行还本付息的银行流水之外，再无更多的流水交易记录，系完全空壳的公司，对于实际取得的贷款资金实际流向完全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说明，这是不符合一般企业的正常经营情况的。
其次便是犯罪嫌疑人之间的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异常，办案机关调取了A某与B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，A某B某聊天时出现了大量诸如“撸贷”“到手之后不用还”“最坏情况是当黑户”等内容；并且在银行贷款获批发放、到账之后，A某B某的账户之间出现了大额无法解释的资金流转。
最后就是常规的流程了，办案机关用已经掌握到的证据，对各个犯罪嫌疑人进行分别的突击讯问，突破了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，拿到了其认罪认罚的口供。
3.本案各犯罪嫌疑人存在的辩护空间。
那么，A某和B某的行为，有没有辩护空间？
首先是整个贷款诈骗过程的主导者A某，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在于，B某申请贷款时，A某事先购买了一套房产并将其过户到B某的名下，用以作为该笔贷款资金的抵押。即使贷款资金的确系因A某的骗取手段取得，也不会影响该套房产已经被创设的抵押权。也就是说，银行仍能通过拍卖、变卖等方式实现该房产的抵押权，以实现部分债权，追回一部分损失。
结合该笔抵押权系在贷款获批准发放之前，或者至少是贷款发放的同时被创设，基本可以确定A某至少对于其提供的房产抵押物的价值之内的金额，并没有拖欠不还的主观目的，也就是没有“非法占有”目的，该部分金额不能被计入A某贷款诈骗罪的涉案数额之中。
然后是B某，可以明确的是，A某才是本次贷款诈骗行为的主导者、掌控者，B某只是提供了自己“白户”的身份，并按照A某的交代话术应对银行贷款审批人员的贷前调查，其行为具有明显的辅助性、从属性，是从犯，可以被从轻、减轻处罚。
同时，由于B某的从犯身份的从属性也决定了，其涉案金额必然系跟着主犯A某一齐认定。因此，即使在该贷款诈骗流程中，用以抵押担保贷款出借资金的二手房产，实际上仅为A某个人出资购买，B某对此没有任何经济上的贡献，B某也能因A某该部分涉案金额的扣减，而同时扣减该部分涉案金额。
还有一种辩护思路，虽然不能适用于B某，但是对于同样的“职业背债人”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。即倘若B某与A某本身并不认识，其只是作为“职业背债人”帮助A某获得贷款资金并从中获取佣金，对于A某获得贷款资金后的用途、还款并不在意。那么即使A某个人对于贷款资金获取后，没有实际的还款意愿而构成贷款诈骗罪，B某本身对于贷款资金的“非法占有目的”也是不足的，因此B某仅能构成骗取贷款而非贷款诈骗罪，刑期会有显著的下降。
综全文所述，贷款中介通过空壳包装、伪造身份骗取经营性贷款，最终被认定贷款诈骗罪，核心逻辑在于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虚构主体身份、隐瞒贷款真实用途的欺骗手段，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银行贷款资金的目的，该行为已经符合贷款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。
而针对此类案件，不同角色的行为人依然存在相应的辩护空间，核心辩护要点往往围绕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、是否属于从犯、如何认定涉案数额展开，具体案件仍需要结合在案证据具体分析，才能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