组织卖淫罪“三人以上”是否要求同时在岗？

在组织卖淫罪的司法认定中，“三人以上”的人数标准是区分罪与非罪、此罪与彼罪的核心要件之一。围绕该标准的争议焦点在于：是否要求卖淫人员在时间上存在重合（即同时被管理控制）。

这一问题不仅涉及法律条文的解释，更关乎对“组织性”本质特征的理解，直接影响当事人罪刑轻重。

笔者认为，组织卖淫罪中的“三人以上”应理解为同一时间段内同时受行为人管理控制的卖淫人员数量，而非累计计算。

首先，《刑法》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明确，组织卖淫罪的核心是“组织他人卖淫”，其本质特征在于通过招募、雇佣、纠集等手段，形成相对稳定的卖淫团体并进行统一管理控制。

两高《关于办理组织、强迫、引诱、容留、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以下简称《解释》）第一条进一步细化为“管理或者控制他人卖淫，卖淫人员在三人以上”。

从文义上来看，“管理控制”与“三人以上”需同时满足。若卖淫人员仅为先后轮换，未在同一时段形成三人以上的管理对象，则缺乏组织卖淫罪要求的规模化、团体化特征，难以体现“组织性”。

司法实践中，有些小浴室、小足浴店或小旅店等场所的卖淫人员常常处于一种流动不定的状态。对于这类卖淫行为，需要结合具体案情审慎判断。

其次，《解释》第二条在组织卖淫罪“情节严重”的认定中明确采用“累计”表述，如“卖淫人员累计达十人以上”“卖淫人员中未成年人、孕妇、智障人员、患有严重性病的人累计达五人以上”，而在入罪标准中未使用“累计”一词，说明法条是刻意区分了入罪与加重处罚的不同标准。

若入罪标准允许累计计算，不强调“同时性”，那么不同量刑档次的差异化规制将形同虚设。

再者，在《刑法》第八节罪名规定中，组织卖淫罪被配置更重的刑罚，原因在于其形成了规模化、产业化的卖淫运作模式，对社会管理秩序的破坏远超容留、介绍等行为。而规模化的关键，正是多名卖淫人员在同一时段内受统一管控，形成稳定的卖淫团队。

只有这样，行为人才能实现对卖淫活动的流程化管理，其社会危害性才值得科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。若仅是先后轮换、无时间重叠的累计三人，卖淫活动呈现分散化、临时性特征，却定性为组织卖淫罪，将导致罪刑失衡。

司法实践中，已有多起案例证实“三人以上”需满足同时存在的标准。

比如在耿某娟容留、介绍卖淫案【（2024）豫17刑终5号】中，一审法院认定耿某娟先后招募四名卖淫女从事卖淫活动，构成组织卖淫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五年。但经核查证据发现，四名卖淫女的卖淫时间段相互独立：李某甲作案时间为2023年1月2日至2月22日，杨某某为3月18日至3月23日，田某某为3月25日至4月5日，李某乙为4月3日至4月4日案发，无三人同时在岗的情形。

二审法院依据《解释》第一条第一款规定，认为组织卖淫罪的“三人以上”需在某一时间段存在交叉重叠，耿某娟的行为虽有管理、容留情节，但不符合人数同时性要求，故撤销一审判决，改判其构成容留、介绍卖淫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。

再比如杨某全容留卖淫案【（2023）冀0184刑初315号】中，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某全伙同他人经营某店期间，先后组织6名卖淫女实施卖淫行为，应以组织卖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但法院经审查，在案三名卖淫女的证言证实，三人分别于2023年2月、4月、5月到该店从事卖淫活动，且每人仅停留一星期左右，无证据表明三人存在同一时间段内的工作重叠；被告人杨某全亦供述，店内同时在岗的卖淫女始终为两人，卖淫女来去自由且自备卖淫工具。

法院最终认为杨某全未将卖淫人员组合成三人以上的稳定卖淫团体，缺乏组织卖淫罪要求的“组织性”，改判其构成容留卖淫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。

这两起案例均体现出认定组织卖淫罪需满足“三人以上同时受管理控制”，累计人数达标但不满足同时性的，不能认定为组织卖淫罪。

结语

综上，在组织卖淫罪的辩护工作中，准确认定“三人以上”的标准是核心突破口。

实践中，部分案件因公诉机关混淆“累计人数”与“同时人数”的界限，导致被告人面临过重的刑罚，而通过紧扣“同时存在”的认定标准，结合卖淫人员的在岗时间、管控强度、团队稳定性等证据进行辩护，往往能实现罪名转变从而减轻量刑，为当事人争取合法权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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