协助组织卖淫罪如何做无罪辩护？

《刑法》第三百五十八条第四款规定，为组织卖淫的人招募、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组织他人卖淫行为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；情节严重的，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

而依据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、强迫、引诱、容留、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四条第二款规定，在具有营业执照的会所、洗浴中心等经营场所担任保洁员、收银员、保安员等，从事一般服务性、劳务性工作，仅领取正常薪酬，且无前款所列协助组织卖淫行为的，不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。

也就是说，该罪旨在打击为组织卖淫活动提供“招募、运送人员、充当保镖、打手、管账人等”辅助性行为。

其出罪的核心在于厘清其行为属于“不具备刑事可责性的正常劳务”，还是“具有刑法评价意义的帮助行为”。

如何准确区分“正常劳务”与“帮助行为”？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展开：

1、主观明知

“主观明知场所存在卖淫活动”是认定“帮助行为”的前提，若无法通过证据证明明知，则行为仅为“正常劳务”。判断行为人是否“主观明知”场所卖淫，可结合工作内容、沟通记录、获利情况等客观证据综合推定：

从工作内容来看，若证据显示行为人参与卖淫管理相关事务，比如涉及卖淫女排班、收入抽成核算或传递卖淫相关暗语，通常能认定其知晓场所存在违法活动；但如果证据仅能证明行为人从事清洁卫生、收取正常消费费用、维持公共秩序等基础劳务，就难以支撑“明知”的结论。

从沟通记录来看，若查获的聊天、通话记录中，存在与组织卖淫者讨论“安排技师”“应对检查”等卖淫事宜的内容，可作为明知的关键依据；反之，若沟通仅围绕补充物资、维修设备、核对正常账单等日常工作，则无法推定其知情。

在获利方面，若行为人收入与卖淫活动直接挂钩，比如按卖淫次数计算提成、每月额外领取与卖淫业绩相关的“补贴”，往往能佐证其明知；但若是行为人仅领取固定工资，无任何特殊提成或补贴，则缺乏证明“主观明知”的有力支撑。

以王某甲案（临兰检一部刑不诉〔2021〕Z364号）为例：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，被不起诉人王某甲是否明知会所存在卖淫服务不清，王某甲在店内的具体作用不清，不符合协助组织卖淫罪的构成要件，最终作出不起诉决定。

2、行为关联性

即便行为人知晓场所卖淫，其行为是否构成“帮助行为”，还要看是否与组织卖淫活动存在直接关联。

若行为直接服务于卖淫活动的组织与实施，比如专门接送卖淫女往返交易地点、为卖淫活动望风、登记嫖客信息并对接卖淫女，或是单独核算卖淫相关费用并与卖淫女结算提成，这类直接辅助卖淫核心环节的行为，就属于具有刑法意义的帮助行为；

但如果行为仅服务于场所的日常运营，比如清洁公共区域卫生、收取餐饮酒水等与卖淫无关的正常消费费用，或是维修空调、音响等基础设备，这类与卖淫活动无实质关联的基础劳务，即便发生在卖淫场所内，也不具备协助组织卖淫罪要求的行为关联性，应认定为正常劳务。

3、立案追诉标准

根据《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（一）的补充规定》，协助组织卖淫罪的立案标准为：在组织卖淫的犯罪活动中帮助招募、运送、培训人员三人以上，或充当保镖、打手、管账人等起关键作用的行为。

任某某案（平检一部刑不诉〔2021〕Z69号）便是典型例证：其仅受安排接送1名卖淫女，且关于“望风”的指控仅有1名卖淫女指认，无其他证据佐证，事实不清。检察机关最终以“行为未达追诉标准且证据不足”为由，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。

结语

协助组织卖淫罪的出罪，本质是对“罪刑法定”原则的坚守：既不能放纵真正的协助行为，也不能将普通劳务行为过度刑事化。

从司法实践来看，出罪的关键始终围绕“证据”展开：若能客观证据证明行为人“缺乏主观明知”“行为与卖淫活动无关联”或“未达追诉标准”，则其行为属于“正常劳务”，不构成犯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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