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某涉特大保健品诈骗案一审辩护词

审判长、审判员：

根据案件的证据材料、会见情况以及庭审情况，辩护人认为：公诉机关指控李某构成诈骗罪，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、定性错误，李某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，客观上未实施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的诈骗行为，涉案产品综合净利润仅20%左右，属保健品行业正常利润区间，绝非暴利敛财；公司建立完善的无条件退货退款机制，案发前后均顺畅履行退款义务，无任何拒不返还财物的行为；且部分消费者购买时明知产品属性，未因宣传陷入错误认识，诈骗罪的因果链条自始断裂；即便涉案部分销售人员存在夸大宣传的违规行为，也属行政违法范畴，退一步讲即便构成犯罪，也应定性为虚假广告罪而非诈骗罪。

恳请法庭坚守罪刑法定、主客观相统一、罪刑相适应原则，依法对李某作出无罪判决；若法庭认为本案存在刑事违法性，也应依法变更罪名为虚假广告罪，作出罪责刑相适应的裁判。现发表如下详细辩护意见，供法庭参考：

一、开篇明义：四大核心事实直接否定诈骗罪成立，本案绝非刑事诈骗，仅为经营瑕疵或行政违法

本案系保健品行业常见的经营合规性争议引发的刑事指控，公诉机关以“涉案金额特别巨大”上亿元为由指控李某构成诈骗罪，但刑事犯罪的认定核心绝非“数额大小”，而在于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。结合全案证据，四大核心事实足以直接阻断诈骗罪的成立路径：

其一，涉案产品资质合法、质量合格，具有真实保健价值，交易基础客观真实，李某主导的经营行为始终以“交付合格产品、获取合理利润”为核心，无虚构核心交易事实的诈骗行为；

其二，涉案产品综合净利润仅20%左右，远低于保健品行业30%以上的平均利润水平，属正常经营利润，无“低成本高售价”的暴利骗财特征；

其三，公司建立“7日无理由退货、15日功效不满意退款”的完整机制，退货退款流程顺畅，案发前后累计退款XX笔、金额XX万元，无任何逃避返还财物的行为，直接否定非法占有目的；

其四，部分消费者购买时明知产品为保健食品、不具备治疗功效，系基于自身健康需求自愿购买，未因宣传陷入错误认识，诈骗罪的因果链条完全断裂。

公诉机关无视上述四大核心事实，将“个别员工夸大宣传”等同于“公司整体诈骗”，将“正常营利目的”推定为“非法占有目的”，将“行政违法”升格为“刑事重罪”，违背了刑法谦抑性原则和司法裁判的基本逻辑。辩护人将从事实、主观、消费者认知、法律适用四个维度，结合具体证据展开详细论证，全面反驳公诉机关的指控。

二、事实之辩：本案证据证实涉案行为无诈骗属性，诈骗罪客观构成要件完全不具备

诈骗罪的客观构成要件，要求行为人实施“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”的行为，且该行为导致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，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，最终造成财产损失，形成完整的因果链条。本案中，全案证据均能证实，李某主导的公司经营行为无任何诈骗属性，且因利润合理、退货顺畅、部分消费者未陷错误认识，因果链条自始断裂，完全不符合诈骗罪的客观要件。

（一）涉案产品资质合法、质量合格、具有真实价值，交易基础客观真实，绝非骗取财物的“道具”

诈骗罪的典型特征是“无对价骗取财物”，即被害人支付款项后未获得任何有效对价，或对价完全不具备宣称价值；而本案中，涉案产品从生产到销售全程合规，具有真实的保健价值和使用价值，消费者支付价款后均获得对应合格产品，交易基础合法有效，与诈骗行为有本质区别，具体事实有充分证据佐证：

1.产品生产、经营资质全程合规，无任何违法违规情形。卷宗第X卷第X页《营业执照》显示，涉案公司于XXXX年X月依法注册，经营范围包含“保健食品销售”；第X卷第X页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载明，许可事项为保健食品销售，有效期至XXXX年X月，资质合法有效；第X卷第X-X页《保健食品批准证书》证实，涉案三款核心产品均取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核发的批准文号，批准功效为“辅助调节血糖、增强免疫力、改善睡眠”，符合国家保健食品审批标准；第X卷第X-X页供应商资质文件显示，产品生产厂家均具备《食品生产许可证》，生产环境、工艺流程均符合食品安全要求，绝非无资质的小作坊生产。上述证据足以证实，涉案产品的生产、经营均在法律框架内，是合法合规的保健食品，而非诈骗犯罪中“以假充真、以次充好”的骗财工具。

2.产品质量经检测合格，成分与功效宣称一致，具有真实保健价值。第X卷第X-X页XX批次产品《检验报告》显示，涉案产品的主要成分（枸杞、黄芪、蜂胶、西洋参等）含量均符合标签标注值，无重金属超标、农药残留等质量问题，符合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保健食品》要求；第X卷第X页产品成分说明书及研发报告证实，产品核心成分均为食药同源原料，其辅助调节血糖、增强免疫力的功效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》及《保健食品原料目录》的明确记载，并非虚构功效；此外，卷宗第X卷第X-X页XX份客户正常反馈记录显示，多数消费者表示“服用3个月后，血糖波动变小”“睡眠质量有改善”，印证产品具备对应的保健功效，并非“无效产品”。即便部分消费者认为效果未达预期，也属个体体质差异导致的“功效认知偏差”，而非“产品完全无价值”，消费者的核心交易目的（购买保健食品调理身体）已实现，不存在诈骗罪要求的“无对价财产损失”。

3.产品定价符合市场规律，无“天价宰客”情形，与诈骗中的“暴利敛财”无关。结合第X卷第X页进货台账、第X卷第X页成本核算表、第X卷第X页销售报表，可清晰核算涉案产品的价格构成：以主打产品A为例，进货单价为XX元/盒（含原材料、生产、包装费用），物流运输费用XX元/盒，员工工资及推广费用XX元/盒，销售单价为XX元/盒，扣除全部成本后，单盒净利润为XX元，综合净利润率仅20.3%；另外两款产品B、C的净利润率分别为18.7%、19.5%，三款核心产品平均净利润率仅20%左右。而根据中国保健协会发布的《保健品行业发展报告》，当前国内保健食品行业的平均净利润率为30%以上，涉案产品20%左右的净利润率，不仅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，甚至低于普通食品、日用品行业的利润区间，完全是企业正常经营的合理回报，不存在“低成本高售价、暴力攫取财物”的诈骗特征，这与司法实践中“成本几元卖几百元”的保健品诈骗案件有本质区别。

（二）公司建立完善的退货退款机制，案发前后均顺畅履行退款义务，无拒不返还财物的行为，直接否定“非法占有目的”

非法占有目的的核心表象之一，是“取得财物后拒不返还、逃避履行义务”；而本案中，李某从公司成立之初便主导建立完善的退货退款制度，明确退款流程、时限，配备专门售后团队，案发前后均积极处理客户退款请求，无任何推诿、拖延、拒绝退款的行为，足以证实公司无“占有财物拒不返还”的意图，具体细节如下：

4.制度层面：制定明确的退货退款规则，保障消费者退款权利。第X卷第X-X页《涉案公司客户售后管理办法》（李某签字批准）明确规定：“消费者收货后7日内，无需说明理由可申请无理由退货，公司承担往返物流费用；收货后15日内，若对产品功效不满，凭服用记录可申请全额退款；退款申请提交后，客服需在24小时内响应，财务需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退款到账”；同时，该办法还明确设立售后部，配备XX名专职客服，公布24小时售后电话、微信客服账号，确保消费者能够便捷申请退款，上述制度文件足以证实公司从顶层设计上保障消费者的退款权利，无任何“限制退款、阻碍退款”的条款。

5.实际履行层面：退货退款流程顺畅，退款率高、到账及时，无任何拒不退款记录。卷宗第X卷第X-X页XX份退货退款申请表、客户聊天记录、银行转账凭证证实，案发前XX个月内，公司共受理退货退款申请XX笔，其中无理由退货XX笔、功效不满退款XX笔，退款金额共计XX万元，退款到账平均时长为1.8个工作日，均未超过制度约定的3个工作日；例如，客户张某于XXXX年X月X日购买产品A，服用10日后认为效果未达预期，于X月X日提交退款申请，客服当日响应，财务于X月X日将全款XX元退还至张某银行卡，有聊天记录及转账凭证佐证；再如，客户王某于XXXX年X月X日收货后，因家人反对申请无理由退货，公司当日安排物流取件，X月X日收到退货后立即退款，全程无任何推诿。此外，第X卷第X页售后部月度报表显示，案发前公司的退款申请办结率为100%，无任何一笔退款申请被拒绝，也无任何客户因退款问题投诉至市场监管部门，足以证实公司切实履行退货退款义务，无“占有财物拒不返还”的行为。

6.案发后层面：李某主动安排处理未办结退款，积极履行返还义务。李某于XXXX年X月X日被采取强制措施后，仍通过律师告知公司留守人员，优先处理未办结的退货退款申请；卷宗第X卷第X-X页证实，案发后公司共处理未办结退款XX笔，金额XX万元，所有退款均在李某的授意下完成，该行为与诈骗分子“案发后逃匿、转移财产、拒不退款”的行为完全相反，进一步印证公司无非法占有财物的意图。

（三）李某作为公司老板，始终坚守合规经营底线，未组织、策划任何诈骗行为，与个别销售人员夸大宣传无关联，无实施诈骗的客观行为

公诉机关指控李某作为公司老板，应对全公司的“诈骗行为”承担责任，但全案证据均能证实，李某的核心职责是把控公司经营方向、保障产品合规、制定管理制度，从未介入前端销售的核心环节，未组织、策划、参与任何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的诈骗行为，部分销售人员的夸大宣传系个体违规行为，与李某无关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7.李某的岗位职责与销售环节完全隔离，无接触诈骗核心行为的客观条件。第X卷第X页《涉案公司组织架构图》《李某岗位职责说明书》证实，公司设立产品部、销售部、售后部、财务部、后勤保障部，李某作为法定代表人、总经理，主要负责统筹公司整体经营、审批重大决策、监督产品质量及合规管理，不分管销售部；其办公场所位于公司X楼，而销售部办公场所位于公司X楼，物理空间完全隔离；李某的日常工作内容为审阅各部门月度报表、召开管理层会议、对接供应商及物流企业，从未参与销售部的日常工作，未接听任何一通客户咨询电话，未参加任何一场会销活动，未接触任何一名消费者，无实施诈骗行为的客观条件。

8.李某主导制定严格的销售合规制度，明确禁止虚假宣传，从源头规避违规风险，绝非纵容诈骗。第X卷第X-X页《涉案公司销售行为准则》《员工培训手册》（李某签字审核）明确规定：一是禁止销售人员冒充医生、专家、营养师等身份与客户沟通；二是禁止使用“治疗”“治愈”“根治”“特效药”等医疗术语，仅可宣传产品的保健功效（如“辅助调节血糖”“增强免疫力”）；三是禁止虚构产品功效案例、夸大产品效果；四是禁止隐瞒产品属性，必须明确告知客户“本品为保健食品，不能代替药品”；同时，制度还规定，销售部需将所有宣传材料（话术、海报、视频）报合规部审核后方可使用，销售人员的通话需全程录音，合规部每月随机抽查录音，发现违规立即处罚。此外，第X卷第X-X页员工培训签到表、培训视频证实，李某每月均组织销售部员工开展合规培训，亲自讲解《广告法》《食品安全法》中关于保健食品宣传的禁止性规定，反复强调“合规是经营的底线，绝不允许夸大宣传、欺骗客户”，XXXX年X月至案发前，共组织合规培训XX场，所有销售人员均参与培训并签署《合规销售承诺书》，足以证实李某从制度和培训层面，全力杜绝虚假宣传行为，而非纵容诈骗。

9.李某发现销售人员违规宣传后，立即采取处罚、整改措施，主动止损，印证其对违规行为持否定态度。第X卷第X页《涉案公司员工处罚决定书》证实，案发前李某共发现XX名销售人员存在夸大宣传行为（如使用“治疗糖尿病”“根治高血压”等术语），均作出严厉处罚：对首次违规者，给予警告、扣除当月绩效；对二次违规者，直接开除；其中，XXXX年X月，销售部员工赵某因向客户虚构“服用产品可停药”的事实，被李某直接开除，并在全公司通报批评；此外，李某还于XXXX年X月投入XX万元，搭建销售通话录音实时监控系统，将违规宣传的抽查比例从每月10%提升至50%，进一步强化对销售行为的管控。上述行为足以证实，李某对销售人员的夸大宣传行为不仅不纵容，反而坚决制止、主动整改，与诈骗中“积极追求、放任欺骗结果发生”的主观心态完全相悖。

10.同案犯供述及李某的电子数据，进一步证实李某未参与任何诈骗行为。卷宗第X卷第X-X页销售部主管王某、业务员陈某等XX名同案犯的供述均一致证实：“李某不管具体的销售工作，只抓产品质量和合规，我们的销售话术都是销售部内部讨论制定的，没有报李某审批”“李某反复强调不能说治病，只能说辅助调理，我们有时候为了业绩偷偷夸大宣传，不敢让李某知道”“李某的手机、电脑里没有任何销售话术，也从不给我们下达销售业绩指标，只要求我们合规经营”；此外，第X卷第X页李某的手机、电脑勘验笔录证实，李某的电子设备中无任何虚假宣传话术、会销演讲稿、客户欺骗记录，仅存储有公司资质文件、财务报表、合规制度等内容，进一步印证李某未参与任何诈骗行为。

（四）部分消费者购买时未因宣传陷入错误认识，系自愿购买，诈骗罪的因果链条自始断裂，指控缺乏核心事实支撑

诈骗罪的成立，必须以“被害人因行为人的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陷入错误认识，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”为必备前提，若消费者购买时明知产品属性、未被宣传误导，系自主决策购买，则诈骗的因果链条断裂，不构成诈骗罪。本案中，大量证据证实，部分消费者购买时明确知晓涉案产品为保健食品、不具备治疗功效，未因宣传陷入错误认识，其购买行为系基于自身健康需求的自愿选择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11.部分被害人陈述证实，购买时知晓产品为保健食品，不具备治疗功效，未被宣传误导。卷宗第X卷第X-X页XX名被害人的陈述均明确表示：“我知道这是保健食品，包装上写着不能代替药品，不能治病，就是买来调理身体的”“销售人员跟我说的是辅助调节血糖，我自己也清楚血糖要靠吃药控制，买这个只是图个心安，辅助调理一下”“我有高血压很多年了，一直吃降压药，知道保健品不能治病，买这个是因为朋友推荐，觉得吃了没坏处”；例如，被害人刘某（68岁，高血压病史10年）陈述：“销售人员说产品能辅助降血压，我当时就问能不能停药，销售人员说不能，只能辅助，我觉得价格能接受，就买了两盒”，上述被害人的陈述足以证实，其购买时对产品的属性、功效有清晰认知，未因宣传产生“保健品能治病”的错误认识，购买决策系自主作出，与虚假宣传无因果关联。

12.复购客户的交易行为，印证其认可产品价值，未因宣传陷入错误认识。卷宗第X卷第X-X页XX份客户复购订单记录证实，涉案公司有XX名客户存在2次以上复购行为，其中复购3次以上的有XX名，复购间隔最短为1个月，最长为6个月；例如，客户孙某自XXXX年X月首次购买产品B后，分别于X月、X月、X月三次复购，其陈述称“服用后觉得免疫力好了一些，不容易感冒，所以就继续买了”；若消费者系因虚假宣传受骗，通常不会重复购买，复购行为恰恰说明其认可产品的保健价值，购买决策未受错误宣传影响，进一步印证其未陷入错误认识。

13.具备健康常识的消费者，对宣传话术有基本辨别能力，未被误导。涉案客户多为老年群体，但其中XX名被害人有明确的基础疾病诊疗经历，长期在医院就诊，知晓保健食品与药品的本质区别，对销售人员的宣传有清晰的辨别能力；例如，被害人张某（72岁，糖尿病病史8年，定期在XX医院复诊）陈述：“我每次去医院，医生都嘱咐我不能乱吃保健品，更不能停药，销售人员说产品能辅助降糖，我知道这只是保健作用，不会代替药品，所以就买了试试”，此类消费者基于自身的健康常识，未对销售人员的“辅助调理”宣传产生误解，其购买行为系理性选择，无错误认识的介入，诈骗因果链条自始断裂。

（五）公诉机关据以指控的审计报告存在重大问题，不具备刑事证据的合法性、客观性、关联性，不能作为“诈骗金额”的定案依据

公诉机关以某会计事务所出具的《审计报告》为依据，认定本案涉案金额达XX万元，属“特大诈骗案”，但该审计报告在出具主体资质、审计依据、计算方式等方面均存在重大问题，不符合刑事诉讼法关于鉴定意见的法定要求，不能作为定案依据，具体问题如下：

14.审计机构及审计人员缺乏司法审计资质，报告出具主体不合法，不具备证据能力。根据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》《司法鉴定程序通则》的规定，司法审计属于司法鉴定范畴，审计机构需取得司法行政部门核发的《司法鉴定许可证》（业务范围包含司法审计），审计人员需具备司法鉴定人资质。但本案中，出具《审计报告》的会计事务所未取得《司法鉴定许可证》，其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仅为“会计咨询、代理记账”，无司法审计资质；参与审计的XX名人员均无司法鉴定人资格，仅持有会计师资格证书，不符合司法审计的主体要求。因此，该审计报告不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“鉴定意见”，不具备证据能力，依法不应采信。

15.审计依据的基础材料不完整、不真实，缺乏客观性，导致审计结果失真。审计报告以涉案公司的销售台账、银行流水为核心审计依据，但上述基础材料存在三大问题：一是销售台账未区分“合规销售”与“违规销售”，将所有销售额均计入“诈骗金额”，但根据全案证据，仅XX名销售人员存在夸大宣传行为，对应销售额XX万元，其余XX万元销售额均为合规销售（销售人员未夸大宣传、消费者明知产品属性），不应计入涉案金额；二是银行流水包含大量与本案无关的资金往来，如公司员工工资发放、供应商货款结算、物流费用支付等，共计XX万元，审计机构未予剔除，直接计入涉案金额；三是部分订单仅有销售台账记录，无银行流水、被害人付款凭证、物流发货记录佐证，属“孤证”，审计机构却直接将该部分订单金额XX万元计入涉案金额，缺乏客观性。

16.审计金额未扣除消费者已退货退款等合理金额，违背诈骗罪“非法占有目的”及“财产损失”的核心要件，计算逻辑错误。诈骗罪侵犯的是被害人的财产所有权，即被害人因受骗遭受的“实际财产损失”，而非全部交易价款；本案中，消费者支付款项后均收到合格产品，产品具有真实价值（成本占售价的XX%），且部分消费者已办理退货退款，未遭受任何财产损失。因此，即便存在夸大宣传，也应从销售金额中扣除部分款项：已退货退款的金额（XX万元），仅将“超出合理价格的超额部分”认定为可能的损失金额，而非直接以总销售额作为“诈骗金额”。但审计报告未扣除上述任何款项，直接以总销售额XX万元作为涉案金额，实质是将“交易对价”等同于“诈骗所得”，混淆了“经营收入”与“诈骗赃款”的概念，违背了诈骗罪的定罪逻辑，计算结果完全错误。

17.审计报告将全公司销售总额归责于李某个人，缺乏关联性，违背罪责自负原则。李某作为公司老板，仅领取固定薪酬及合法股东分红，其收入与公司销售总额无直接挂钩，且未从任何违规销售中获取额外利益；但审计报告未区分李某个人收入与公司经营收入，直接将全公司XX万元的销售总额认定为李某的涉案金额，实质是将公司的经营行为责任全部归咎于李某个人，违背了刑法“罪责自负、罪刑相适应”的基本原则，缺乏法律依据。

三、主观之辩：以利润合理、退货顺畅、长期经营为核心，详细论证李某主观上仅有合法营利目的，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，不符合诈骗罪主观构成要件

诈骗罪是典型的目的犯，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诈骗罪与民事欺诈、行政违法的核心界限，也是本案最关键的争议焦点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《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》《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等规定，认定非法占有目的，需结合行为人是否具有真实交易意图、是否交付对价、是否逃避履行义务、是否挥霍财物等客观行为综合判断，不能仅凭主观推定。本案中，全案证据均能证实，李某主观上仅有通过合法经营获取合理利润的目的，无任何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意图，具体论证如下：

（一）非法占有目的的法定认定情形，本案均不具备，无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事实基础

根据司法解释及司法实践，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，通常需具备下列情形之一：（1） 虚构单位名称、冒用他人名义经营，隐瞒真实身份；（2） 以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，骗取他人财物；（3） 无实际履行能力，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，诱骗对方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；（4） 收受对方财物后逃匿、隐匿行踪；（5） 挥霍对方财物，致使财物无法返还；（6） 使用对方财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；（7） 隐匿、转移财产、抽逃资金，以逃避返还财物；（8） 拒不返还财物，或者搞假破产、假倒闭，以逃避返还财物；（9） 其他非法占有财物、拒不返还的行为。

反观本案中李某的行为，完全不符合上述任一情形，具体对照如下：

18.涉案公司系依法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，李某以真实身份担任法定代表人，对外以公司真实名称经营，无虚构主体、冒用他人名义的行为；

19.公司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均为“款到发货”或“货到付款”，无需任何担保，无使用虚假产权证明担保的行为；

20.公司具备充足的履行能力，有稳定的供应商和物流渠道，客户下单后48小时内发货率达99.8%，无任何“无履行能力诱骗交易”的情形；

21.案发后李某主动配合侦查机关调查，如实供述全部事实，未逃匿、未隐匿行踪，且主动安排处理退货退款；

22.公司经营所得（含20%左右的利润）全部用于支付员工工资、采购原材料、物流费用、合规培训、设备投入等正常经营开支，李某个人无任何挥霍公司资金的行为（其个人银行流水显示，收入均为合法薪酬及分红，用于家庭日常开支）；

23.公司的经营活动均在法律框架内，未将经营所得用于任何违法犯罪活动；

24.李某未实施任何隐匿、转移财产、抽逃资金的行为，公司的银行账户、资产均处于透明状态，案发后未发生任何资产转移；

25.公司建立完善的退货退款机制，案发前后均顺畅履行退款义务，无拒不返还财物、假破产、假倒闭的行为；

26.全案无任何其他可以推定李某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事实。

公诉机关仅以“部分销售人员夸大宣传”“产品售价高于成本”为由，推定李某具有非法占有目的，无任何法定依据，系典型的“客观归罪”，违背了主客观相一致的刑法基本原则。

（二）李某的经营初衷、行为逻辑与诈骗完全相悖，以长期合法经营为目标，绝非短期骗财

行为人的经营初衷与行为逻辑，是判断其主观目的的重要依据。诈骗分子的核心逻辑是“短期敛财、快速撤离”，通过虚构事实骗取财物后，迅速转移财产、注销公司、隐匿行踪；而李某的经营逻辑是“长期合规经营、获取合理利润”，通过优质产品和服务积累客户，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，二者有着本质区别，具体体现在三方面：

27.从经营周期来看，涉案公司持续经营六年，建立稳定的客户群体与供应链，绝非短期骗财。涉案公司于XXXX年成立，至案发时已持续经营XX年，期间逐步拓展客户群体，积累稳定客户XX余名，与XX家正规保健品生产厂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，搭建了覆盖全国的物流配送体系；若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无需花费XX年时间经营，更无需投入大量资金搭建供应链和客户体系，完全可以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”，短期内骗取财物后便注销公司，这是诈骗犯罪的典型操作模式。李某选择长期经营，恰恰说明其追求的是合法、可持续的营利，而非短期非法占有。

28.从经营投入来看，李某持续投入资金用于产品合规、质量管控、售后保障，而非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。案发前XX年，李某共投入XX万元用于以下方面：一是产品质量管控，与XX家第三方检测机构合作，每批次产品均进行检测，确保质量合格；二是合规建设，搭建销售录音监控系统、组织员工合规培训、公示产品资质文件；三是售后保障，设立专门售后部、配备专职客服、承担无理由退货的物流费用；上述投入均是为了保障公司的长期合规经营，若李某意图诈骗，完全无需投入这些成本，只需通过虚假宣传骗取财物即可，这些投入行为进一步印证其合法营利的目的。

29.从业绩考核来看，李某以“合规经营”为核心考核指标，而非单纯追求销售业绩。第X卷第X页《涉案公司员工绩效考核办法》证实，李某主导制定的考核办法中，销售部的考核指标分为“合规指标”（占比60%）和“业绩指标”（占比40%），其中合规指标包含“无虚假宣传投诉”“录音抽查无违规”等内容，若合规指标不达标，即便销售业绩突出，也会被扣除全部绩效；例如，XXXX年X月，销售部员工陈某因销售业绩排名第一，但因被抽查到3次夸大宣传，被扣除当月全部绩效，该考核办法足以证实，李某将合规经营置于业绩之上，而非为了追求业绩纵容虚假宣传、诈骗客户。

（三）李某对个别销售人员的夸大宣传行为不知情，无放任诈骗结果发生的主观心态，不能推定其具有诈骗故意

司法实践中，对于企业经营者主观明知的认定，需结合其岗位职责、管控能力、信息获取渠道综合判断，不能以“经营者对员工的行为负有管理责任”为由，直接推定其明知员工的违规行为，更不能据此推定其具有诈骗故意。本案中，李某作为公司老板，对个别销售人员的夸大宣传行为确实不知情，也无放任该行为发生的主观心态，具体理由如下：

30.李某的信息获取渠道有限，无法实时知晓每一位销售人员的沟通内容。涉案公司共有销售人员XX名，分布在XX个销售小组，日均接待客户XX人次，每日产生销售通话XX通；李某作为总经理，主要负责统筹公司整体经营，其获取销售部信息的渠道仅为月度合规抽查报告和售后投诉记录，无法实时监控每一位销售人员的通话内容，也无法逐一核查每一笔销售业务的沟通细节，要求李某对所有销售人员的行为“全知全能”，已超出合理的管理范围，不符合企业经营的客观实际。

31.李某建立了完善的违规管控机制，已尽到合理的管理义务，无放任违规行为的空间。如前所述，李某制定了严格的销售合规制度，组织员工合规培训，搭建录音监控系统，每月抽查销售录音，发现违规立即处罚，案发前共处罚XX名违规销售人员，其中开除XX名，该行为足以证实李某已尽到合理的管理义务，采取了一切可行的措施预防违规宣传行为，而非放任违规行为发生。

32.李某的个人认知与一贯表现，印证其不可能明知或放任诈骗行为。李某出身农村，文化程度虽不高，但一贯遵纪守法，无任何违法犯罪前科；其创办涉案公司的初衷，是基于自身家人的健康需求，认为“保健品能辅助调理身体，有市场需求”，始终坚信自己从事的是合法行业；庭审中李某多次陈述：“我从一开始就跟员工说，不能骗客户，不能说治病，只能说辅助调理，要是知道有人敢违背规定骗老人钱，我绝对不会留着他，更不会让公司走到这一步”，结合其经营行为和一贯表现，该陈述具有高度可信度，足以证实其对诈骗行为不知情、不认可，无放任诈骗结果发生的主观心态。

（四）行业背景考量：保健品行业的宣传瑕疵≠诈骗故意，不能将行业共性问题归咎于经营者的主观故意

保健品行业因受众群体特殊（老年群体普遍存在健康焦虑、对健康知识了解有限），部分销售人员为提升个人业绩，存在超出公司规定夸大宣传的行为，这是当前保健品行业的共性问题，但该问题属于行业经营瑕疵，绝非经营者的主观诈骗故意。

司法实践中，对于此类案件，应区分“经营者主导的虚假宣传”与“员工个体的违规宣传”：若经营者组织、策划、授意员工虚假宣传，甚至制定虚假话术，则可能认定经营者具有主观故意；若经营者已建立合规制度、尽到管理义务，员工个体为追求业绩擅自违规宣传，则属于员工个人行为，不能归咎于经营者。本案中，李某已尽到合理的管理义务，销售人员的夸大宣传系个体行为，属于行业共性的经营瑕疵，而非李某的主观诈骗故意，不能将该行业问题作为追究李某刑事责任的依据。

四、法律之辩：本案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，属行政违法范畴；退一步讲，即便构成犯罪，也应定性为虚假广告罪而非诈骗罪

结合本案事实与法律规定，辩护人认为，本案完全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，不应作为刑事犯罪处理；即便涉案部分销售人员的夸大宣传行为情节严重，也仅符合虚假广告罪的构成要件，而非诈骗罪，公诉机关的定性存在根本性错误，具体法律论证如下：

（一）诈骗罪与虚假广告罪的核心区分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六十六条（诈骗罪）与第二百二十二条（虚假广告罪）的规定，两罪虽均可能涉及“虚假宣传”，但在主观目的、客观行为、侵犯法益、因果关系等方面存在本质区别，结合本案事实，逐一对照如下：

33.主观目的不同：诈骗罪的核心主观目的是“非法占有他人财物”，即通过欺骗手段将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，无真实的交易意图；虚假广告罪的主观目的是“通过虚假宣传提升产品销量，获取合法商业利润”，具有真实的交易意图。本案中，李某的核心目的是通过销售合格保健品获取20%左右的合理利润，公司具有真实的交易意图，消费者支付款项后均获得对应产品，无任何“非法占有财物”的目的，符合虚假广告罪的主观要件，与诈骗罪的主观目的完全相悖。

34.客观行为不同：诈骗罪的客观行为是“虚构核心交易事实、隐瞒真相”，如虚构产品存在、虚构产品功效、以假充真等，导致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后无对价处分财产；虚假广告罪的客观行为是“对商品的性能、功效、质量等作虚假宣传”，但商品本身真实存在、具有对应价值，交易基础客观真实。本案中，涉案产品真实存在、资质合法、质量合格，具有真实的保健价值，仅部分销售人员对产品功效进行了夸大宣传，未虚构核心交易事实，符合虚假广告罪的客观要件；而诈骗罪要求虚构核心交易事实，本案显然不具备该特征。

35.侵犯的法益不同：诈骗罪侵犯的是“公私财产所有权”，核心是造成被害人的财产损失；虚假广告罪侵犯的是“国家对广告市场的管理秩序”和“消费者的知情权”，核心是扰乱市场宣传秩序，不一定造成被害人的实质性财产损失。本案中，消费者支付款项后获得了合格的保健品，部分消费者虽认为效果未达预期，但可通过退货退款机制挽回损失，未遭受实质性财产损失；且部分消费者未因宣传陷入错误认识，财产所有权未受到侵犯，本案主要侵犯的是广告市场管理秩序和部分消费者的知情权，符合虚假广告罪的法益侵害特征，而非诈骗罪的法益侵害特征。

36.因果关系不同：诈骗罪的因果关系是“行为人虚构事实—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—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—财产损失”，四个环节缺一不可；虚假广告罪的因果关系是“行为人虚假宣传—扰乱广告市场秩序—侵害消费者知情权”，无需以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、遭受财产损失为前提。本案中，部分消费者未因宣传陷入错误认识，诈骗罪的因果链条断裂；而即便存在夸大宣传，也仅扰乱了广告市场秩序，符合虚假广告罪的因果关系要求。

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158号指导性案例（陈某某刑事申诉案）明确指出：“行为人虽存在隐瞒事实的欺诈行为，但具备真实交易基础、向对方交付了相应对价，无非法占有目的的，不构成诈骗罪”；此外，最高人民法院在《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中也明确，对保健食品的虚假宣传行为，若未造成实质性危害，且有真实交易基础的，优先以虚假广告罪定罪处罚，而非诈骗罪。本案与上述指导性案例的核心特征完全一致，依法不应认定为诈骗罪。

（二）本案的本质是行政违法，无需动用刑事手段，符合刑法谦抑性原则

刑法谦抑性原则是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之一，其核心要求是：“凡是适用民事、行政法律足以抑制某种违法行为、保护合法权益时，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；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足以抑制某种犯罪行为、保护合法权益时，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”。本案中，即便涉案部分销售人员存在夸大宣传的违规行为，也完全可以通过民事、行政法律手段予以规制，无需动用刑事手段追究李某的刑事责任，具体理由如下：

37.涉案行为可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予以行政处罚。根据《广告法》第五十五条规定，发布虚假广告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，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，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；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，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可以吊销营业执照，并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、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。本案中，若涉案公司的宣传行为构成虚假广告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依据上述规定对公司处以罚款、责令整改等行政处罚，足以达到惩戒违规、规范经营的目的。

38.涉案行为可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予以规制。根据《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四十条规定，保健食品广告内容虚假或者涉及疾病预防、治疗功能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《广告法》的规定给予处罚；此外，还可对涉案公司处以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。上述行政规制手段，既能惩戒违规行为，又能督促公司整改，无需将李某追究刑事责任。

39.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可通过民事途径予以救济。若消费者因夸大宣传购买产品并遭受损失，可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的规定，向公司主张退货退款、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，本案中公司已建立完善的退货退款机制，多数消费者的权益已得到保障，无通过刑事手段救济的必要。

将本案作为行政违法处理，既能实现“惩戒违规、保护消费者”的目的，又能贯彻刑法谦抑性原则，避免刑事打击范围过大，保护民营企业的经营积极性，契合当前“保市场主体、优化营商环境”的司法导向。若将此类经营瑕疵案件动辄以诈骗罪定罪，不仅会摧毁一个正常经营的民营企业，还会引发不良的司法导向，不利于保健品行业的健康发展。

（三）退一步讲：即便认定本案构成犯罪，也应定性为虚假广告罪，且属单位犯罪，李某仅需承担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责任，量刑远轻于诈骗罪

若法庭经审理认为，涉案公司的夸大宣传行为情节严重，已超出行政违法的范畴，构成刑事犯罪，也应依法定性为虚假广告罪，而非诈骗罪，且本案属单位犯罪，李某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、总经理，仅需承担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责任，具体理由如下：

40.本案符合单位犯罪的构成要件，应认定为单位犯罪而非个人犯罪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三十条规定，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机关、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，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，应当负刑事责任。单位犯罪的认定需具备三个条件：一是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；二是犯罪所得归单位所有；三是经单位决策机构决定或由负责人决定实施。本案中，涉案宣传行为是以涉案公司的名义实施，销售所得全部归公司所有，用于公司正常经营，且销售制度、宣传规范均经李某（公司负责人）批准，完全符合单位犯罪的构成要件，应认定为单位犯罪。根据《刑法》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，单位犯虚假广告罪的，对单位判处罚金，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。

41.虚假广告罪的量刑远轻于诈骗罪，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。根据《刑法》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，诈骗罪“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，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”；而根据《刑法》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，虚假广告罪的最高刑期仅为二年有期徒刑，量刑差距悬殊。本案中，即便认定李某构成虚假广告罪，其作为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，结合其无违法犯罪前科、主动整改、积极退款等情节，也可依法从轻处罚，甚至适用缓刑，这与诈骗罪“十年以上有期徒刑”的量刑相比，更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。

公诉机关将本案定性为诈骗罪，本质是混淆了“行政违法”与“刑事犯罪”的界限、“虚假广告罪”与“诈骗罪”的构成要件，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，若据此作出判决，将导致量刑畸重，严重损害司法公正。

五、结语：坚守司法公正，精准区分罪与非罪，让法律既有威严也有温度

尊敬的审判长、审判员，刑事司法的核心使命是“惩罚犯罪、保护人民”，而惩罚犯罪的前提是严格依照犯罪构成要件认定案件事实，绝不能仅凭“涉案金额大”“行业有瑕疵”就贸然定罪；保护人民，不仅要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，也要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，更要保护正常经营的市场主体，维护法治化的营商环境。

本案中，李某作为一名民营企业经营者，怀揣着“服务老年健康、获取合理利润”的朴素初衷，创办涉案公司并持续经营XX年，始终坚守合规经营底线，确保产品资质合法、质量合格；涉案产品综合净利润仅20%左右，属行业正常利润，绝非暴利敛财；公司建立完善的退货退款机制，案发前后均顺畅履行退款义务，无任何拒不返还财物的行为；部分消费者购买时明知产品属性，未因宣传陷入错误认识，诈骗罪的因果链条自始断裂。全案证据均能证实，李某主观上无非法占有目的，客观上无诈骗行为，完全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；即便部分销售人员存在夸大宣传的违规行为，也属行政违法范畴，退一步讲即便构成犯罪，也应定性为虚假广告罪。

公诉机关的指控，既无充分的事实依据，也无明确的法律支撑，若据此认定李某构成诈骗罪，不仅会让一名遵纪守法的民营企业经营者背负“诈骗犯”的污名，摧毁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，更会违背罪刑法定、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基本原则，损害司法的公信力。

辩护人恳请法庭，摒弃“唯数额论”“唯身份论”的错误倾向，以事实为依据、以法律为准绳，严格审查全案证据，坚守“证据确实、充分，排除合理怀疑”的刑事证明标准，依法认定李某不构成诈骗罪，作出无罪判决；若法庭认为本案存在刑事违法性，也请依法变更罪名为虚假广告罪，结合李某的各项情节，作出罪责刑相适应的裁判。

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，希望法庭能够作出经得起历史、法律和人民检验的公正判决，既彰显法律惩治违法犯罪的威严，也传递司法关怀市场主体、保障人权的温度，为保健品行业的健康发展划定清晰的法律边界，让民营企业经营者能够安心经营、放心发展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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