跳广场舞的大妈怎成了黑社会？任何人都可能“被黑社会”？

跳广场舞的大妈怎成了黑社会？任何人都可能“被黑社会”？

周筱赟：税务犯罪案件辩护、广强律师事务所税务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研究员

一天之内，一南一北两则涉黑案的报道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一是河南商丘一群跳广场舞认识的大妈涉黑，二是广州萝岗区村官涉黑。

 

据8月6日《新京报》报道，河南商丘有一个30多人的大妈“讨债团”，年龄大都在50岁左右，最大的已70岁。她们受人雇佣，帮人讨债，采取拿着扩音喇叭喊话、骂人等手段，直至对方不堪其扰，息事宁人。2017年7月5日，这个“大妈团”的14名主要成员被河南省睢县法院一审判决犯组织、领导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寻衅滋事罪，判处2年至1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。一审判决后，14名被告人中已有12人已向商丘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。

 

另据8月6日《新快报》报道，8月5日上午，广州市荔湾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一起村官刘某添等涉嫌组织、领导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案。该案被告人多达54名，在法庭上坐了满满3排，辩护律师则有74人。被告人数和辩护律师人数均刷新广州市两级法院审理的“涉黑”案件记录。本案仅起诉的卷宗材料和证据即达200多册、光碟800多张，预计开庭将持续半个月。每天除中间两次短暂就餐休息外，从早上9时开庭到晚上10时。

 

打黑绝对不能黑打

 

任何犯罪嫌疑人都有获得辩护的权利，这本该是法律常识。但在广州村官涉黑报道的跟帖中，我注意到不少网友留言辱骂该案辩护律师，甚至认为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辩护的律师是人类的耻辱。这只能说明，这部分网友实在过于天真了！连跳广场舞的大妈都成了涉黑团伙，发帖网友难道没想过他自己也可能随时“被黑社会”吗？

从媒体报道的案情来看，大妈“讨债团”确实涉嫌违法，甚至涉嫌犯罪，但定为寻衅滋事罪尚可理解，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组织，实在让人难以理解。

 

近年来被曝光且最终翻案的冤案，如佘祥林案、赵作海案、聂树斌案、呼格吉勒图案、张氏叔侄案，公诉机关的证据在专业法律语言的包装下同样看似充分，甚至连被告人自己都表示认罪服法。可是，所谓证据错漏百出，被告人的口供更是疲劳审讯、刑讯逼供获得。如果没有辩护律师的坚持和媒体的曝光，冤情能昭雪吗？这样的教训太深刻了！

 

如果被指控为黑社会，就百口莫辩，那是多么可怕！打黑绝对不能黑打！否则任何人都可能“被黑社会”，整个社会势必人人自危。当年重庆在某位领导治下（现该前领导已在秦城监狱服刑），把重庆多少人打成了黑社会性质组织？可是结果呢？早在2009年这位领导最风光时，我就公开撰文质问：重庆打黑，到底打黑还是黑打？

 

涉黑案存在诸多疑问

 

仅从媒体报道的部分案情来看，南北两个涉黑案，都存在诸多疑问。

 

组织、领导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，是《刑法》第294条第1款规定的罪名。2000年，最高法院作出《司法解释》，2002年，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《立法解释》，2009年，最高法院、最高检察院、公安部作出《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》，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《刑法修正案（八）》，2015年，最高法院、最高检察院、公安部作出《全国部分法院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》，均对“黑社会性质组织”进行了严格的界定。并非只要多人共同犯罪就是涉黑团伙，即便贩毒、走私等犯罪集团、恶势力，也未必一定是黑社会性质组织。只有同时具备组织特征、经济特征、行为特征和非法控制特征，才能被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，缺一不可。

 

从8月6日《新京报》报道看，这些大妈是跳广场舞结识的，相互是松散的关系，结构并不稳定，彼此没有明确的层级，根本不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。对于经济特征，相关司法解释中的“一定的经济实力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坐大成势、称霸一方的基础”，但报道中的大妈，每次讨债所得有限（每人一天100元或200元），有时甚至只是请吃一顿饭，否则也不至于连律师都请不起。称霸一方，更是无从谈起。

 

暴力性、胁迫性和有组织性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，可是这些大妈，最大的已70岁，不仅有冠心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、乳腺癌患者，甚至还有生活不能自理的盲人。在受雇帮人索讨合法债务过程中发生辱骂、撕扯，暴力程度并不高，根本达不到刑法规定的暴力手段。

 

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的暴力和胁迫，通常理解为针对人身实施强烈的打击或强制，包括殴打、捆绑、伤害等，或以此暴力相威胁，使被害人处于不能反抗或不敢反抗的状态。而一般的推搡、拉扯，不应认定为暴力。暴力手段不仅是加于人身的外力，而且是一种强力，具有残忍性，达到妨碍或剥夺他人意志自由的程度。本案中很多人看到大妈们唯恐避之不及，那是怕被赖上赔钱，而非刑法意义上的暴力。

 

8月6日《新快报》村官涉黑报道中，第一被告人刘某添是原萝岗区刘村的村委书记，被控为了获取非法利益，利用其村委书记的身份，制定了“刘村辖区内所属村、社土地上的工程必须由本村、社人员承建，外人不得插手”的不成文规定，成立多家混凝土公司、工程队争抢工程索要费用。“公诉机关指控，为实现刘村辖区内所有工程、原材料供应由宏某公司、穗某公司等控制，垄断刘村建筑工程的目的，该团伙有组织地在刘村范围内实施了强迫交易、敲诈勒索、寻衅滋事等大量违法犯罪行为，称霸一方，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，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活秩序和经济秩序。”

 

简而言之，就是村委书记和家人、本村村民垄断本村社建筑工程。这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界定吗？

 

所谓“本村社的工程必须由本村社人员承建”，从法律角度，是一种划分市场的垄断协议，属于违法行为，但根本不是黑社会帮规，不符合组织特征。对于垄断协议，可以用《反垄断法》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垄断协议行为的规定》等法律法规去处罚，是否有必要动辄上升到黑社会吗？张明楷教授认为，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止某种违法行为、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，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。这就是刑法的谦抑性原则。刑法是保护法益的最后手段，只有当其他方式不能充分保护法益时，才适用刑法保护。

 

怎可对被告人未审先判

 

在大妈涉黑案中，尽管上个月已一审判决，但14名被告人中已有12人提出上诉，目前还在二审审理过程中。理论上，她们还不是罪犯。

 

而在村官涉黑案中，早2016年4月抓捕时，有关部门发给媒体的通稿，就充斥了“雨夜出击端掉刘村黑帮”、“雨夜捣毁黑社会组织”、“打掉一特大黑社会性质组织团伙”、“广州黄埔刘氏涉黑团伙覆灭”等。可是，本案8月5日才刚进入一审审理程序，怎么在一年前就已经被宣判为黑帮了？

 

打黑不宜扩大化

 

8月6日《新京报》报道中那位被判有期徒刑5年的大妈高云（化名）是个盲人，她说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但她对记者说自己觉得委屈：“我们确实犯法了，但不是什么黑社会。”

 

不管是坏人变老了，还是老人变坏了，大妈们受雇帮人索讨合法债务过程中，确实采取了辱骂、撕扯等过激的方式。按照刑法的谦抑性原则，对此是否采取行政拘留的处罚就足矣？是否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尚值得商榷，更何况直接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组织？这未免太扩大化了吧！这30个大妈，真的够得上涉黑团伙吗？大妈们一审被判2年至1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，在我看来，实在是量刑畸重了！

 

村官涉黑案中，这54名被告人，未必如某些公众人物那样德艺双馨，但只要有过违法犯罪行为，就是涉黑团伙，这样的思维实在太可怕了。在农村地区，争夺农田、水源、山林、宅基地等导致的械斗太常见了，为什么不是寻衅滋事罪、故意伤害罪等，而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呢？

 

如8月6日《南方都市报》报道中提到，公诉机关披露，1995年12月20日晚，被告人陈某登等与他人发生争执后将一食杂店店主打成重伤。可是，此事既然发生在1995年，距指控该涉黑团伙形成的2004年还有整整9年，两者有什么关系吗？这难免给人一种印象，是不是为了坐实该团伙的黑社会组织性质，于是就将该村村民的不法行为都拼凑起来，成为涉黑的罪证？

 

无罪推定、疑罪从无、罪刑相适应、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等，这些本该是法治社会最基本的原则。在涉黑案件中，同样应当坚守这些原则，如此才能不枉不纵，既惩治犯罪，又保护人权。否则，不管你是平民百姓，还是高官显贵，都没有免予恐惧的自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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