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证据确实、充分”原则在辩护实务中的运用

李常永：博专律师事务所刑事律师，金牙大状律师联盟核心成员

 

“刑事证明标准”是指在刑事诉讼中，司法人员运用证据认定犯罪事实成立所要达到的程度。我国刑事立法确立的是“严格证明标准”，犯罪事实的认定，必须要达到“证据确实、充分”的程度。对于何谓“证据确实、充分”，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五十三条规定了三项条件：“（一）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；（二）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；（三）综合全案证据，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。”上述三个条件既是层层递进的关系，又必须同时满足，才能认定犯罪事实成立。

在辩护实务中，尤其是在当事人涉嫌多个罪名、多起犯罪事实的案件中，承办律师应时刻保持警惕，仔细梳理证据链条，吃透全案证据体系。一般来说，证据捋清楚了，辩点也就会“水落石出”了。下面，笔者结合几则亲办案件，谈一谈对“证据确实、充分”的理解与运用，待有识之士批评指正。

例一：C某走私固体废物案——有证据指向涉嫌的犯罪事实，但是据以定案的最关键证据、最客观证据缺失的，不能认定为“证据确实、充分”

《起诉书》指控：青岛广大公司一共进口了四个集装箱的货物：先进口一个集装箱，后又进口三个集装箱。其中，先进口的一个集装箱对应的报关单号是12342234，重量为25吨；后进口的三个集装箱对应的报关单号是56786678，重量为73吨。根据天津某检测公司出具的《检验报告》，后进口的三个集装箱取样后检测结果为“已硫化橡胶”，属于“禁止进口固体废物”。同时，本案三名被告人阿凤、C某、阿浩等人的供述均认为，前后两票货物情况应该一致。据此，《起诉书》将先进口的一个集装箱（25吨）也一并计入走私数量。

从表面上看：涉案的两票货物均是从同一个外商处进口；青岛广大公司与龙桥公司就两票货物也是签订的一个《代理协议》；三被告人以往的供述也都承认，两票货物为同种货物，数量认定似乎没有问题。然而，果真如此吗？

在庭审中，我们发表了这样的辩护意见：综合全案证据，不足以证明涉案的第一批25吨货物属于“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”，在计算走私数量时，应将该批货物排除在外。主要理由是：第一批货物在通关后，由阿凤负责销售到河北省，该批货物没有被查获，也就是没有实物证据；相应地，也就没有针对该批货物的《检验报告》，不能确定是“已硫化橡胶”；阿凤供述，涉案的货物是通过一个叫阿基的朝鲜族男子从韩国进口，而阿基目前没有在案，无法核实二批进口货物为同一种货物；虽然阿凤、C某、阿浩三被告人都认为是“已硫化复合橡胶”，但是他们都没有亲眼见到过、查验过该批货物，欠缺对该批货物的直接感知，三人的认识都是建立在猜测、推断的基础之上。因此，在没有物证并对物证作出鉴定且证据链条不完整的情况下，尚不能认定第一批货物是固体废物。

最终，某中院采纳了上述意见，第一批25吨货物没有计入犯罪数量。

该案让我们认识到：在进行证据审查时，律师首先应当关注据以定案的“最佳证据”是否在案。就本案而言，据以定案的“最佳证据”应该是物证及其相关鉴定——只有查获物证并通过技术检测手段确认，才能最终判定是否属于“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”。可见，即使有多项证据指向犯罪事实，但是假如“最佳证据”缺失的，仍然不足以认定犯罪事实成立。

 

例二：T某盗窃案——证与证之间存在矛盾，且有罪证据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，不能认定为“证据确实、充分”

《起诉书》指控：T某趁月黑风高之夜潜入被害人阿福家中，盗窃珠宝、首饰等财物十余件。公诉机关的指控，有被盗物品的价格鉴定、被害人陈述、现场勘验笔录、被盗物品购买发票等证据。

在接案后，我们对全部诉讼证据和诉讼文书进行了梳理，并制作了相关图表。我们注意到：《起诉书》指控的“7.699克千足金摆件，鉴定价值2348元”一项存在问题。

首先，在案证据中没有物证。其次，被害人陈述与《保证单》、《鉴定意见》之间不能印证。被害人阿福的历次陈述中，均提及丢失千足金摆件1个，重量30多克，这与被害人阿福提供的《六福珠宝保证单》（千足金摆件壹个，重量7.699克）以及价格鉴定结论书》中“千足金摆件1个，重量7.699克，价值2348元”存在直接的矛盾。第三，对于上述矛盾，阿福没能给出合理解释（至少《笔录》中没有），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其陈述。

在法庭上，我们提出了上述问题，并在庭后与检察官、法官进行了坦诚交流。最终，该项指控没有认定。

在司法实践中，类似的情况非常多。常见的抢劫、盗窃、侵占、职务侵占、诈骗、合同诈骗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、集资诈骗、贪污等罪名，往往会涉及多项犯罪事实，有的多达数十项、上百项。不同的犯罪事实，其证据结构是不一样的。有的犯罪事实对应的证据十分充足，而有的犯罪事实可能证据欠缺就比较严重。遇到类似的情况，笔者建议，应当尽量以表格的方式，对全部证据进行仔细梳理，这样能够很好地呈现证据“不确实、不充分”之处。

 

例三：P某职务侵占案——在案证据不能“证成”有罪事实，而无罪事实又不能被“证伪”的，属于“不能排除合理怀疑”

《起诉书》指控：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经理P某涉嫌利用职务之便侵占本公司财产一百余万元。其中，2011年某月，P某将本公司名下的宝马汽车一辆，通过天津某二手车交易市场出售，非法获取车款六十余万元。

接案后，我们对全部证据进行了仔细梳理，发现：其他几笔职务侵占的事实证据充足，问题不大，被告人也都认可；唯独宝马汽车这一笔，被告人称不是事实，并提供了无罪的解释。

在法庭审理过程中，我们陈述了该起指控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的意见。理由是：其一，《起诉书》描述的事实顺序（P某联系同事华仔→华仔联系二手车交易市场经理伟仔→伟仔与P某签订书面《协议》→伟仔向P某账户打款六十余万→伟仔联系买家发哥将该车卖出），有的环节没有证据支持，比如书面《协议》欠缺、银行流水欠缺，并且华仔、伟仔的证言多有不合逻辑之处，与常理常情相悖。其二，P某在笔录中及当庭表述的无罪事实，涉及到多名应当收集而没有收集的证人证言、多项应当调取而没有调取的书证材料。控方既有收集调取有罪、罪重证据的义务，也有收集调取无罪、罪轻证据的义务，上述证据未能到案，也就是不能确定被告人P某所讲情况一定为虚假。

最终，法院认为：据以证明案件事实的多项关键证据缺失，不能形成完整证据链条，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不能排除被告人P某所言属实的可能性，不能得出唯一结论。

通过该案，我们认识到：诉讼的最高价值是真相与公正，真相是前提，公正则是准确适用法律的必然。“事实”是按照时间顺序产生，呈“流线型”；而“证据”又是从“事实”中衍生出来，那么“证据”也应当是“流线型”。证据与证据之间能够“无缝衔接”，形成完整证据链条的，可以认定事实成立。反之，假如证据与证据之间的衔接不流畅、有矛盾，则不能认为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，也就不能“排除合理怀疑”，不能令法官形成内心确信。

以上是笔者在以往办案过程中对于“证据确实、充分”的理解。必须指出的是：不同的罪名、不同的事实，对于“证据确实、充分”的把握也必然是不同的。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个案的差异性决定了律师工作的创造性，这也正是诉讼的魅力所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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