刑事辩护视野下黑社会性质组织者、领导者的退出认定困境与破局

刑事辩护视野下黑社会性质组织者、领导者的退出认定困境与破局

周峰剑律师、武月圆

准确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的退出时点与法律效力，是扫黑除恶司法实务中的核心问题之一，直接关系到行为人组织、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责任范围、追诉期限与量刑裁量，对当事人的实体权益影响重大。

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存续周期长、成员动态更迭的特点，组织者、领导者作为组织的核心管控主体，其退出认定的标准与边界，一直是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。

本文立足刑事辩护视角，结合现行刑法规范、司法文件与裁判规则，检视实务中关于组织者、领导者退出组织的常见认定误区，厘清认定标准并提出相应的辩护思路。

一、组织者、领导者退出认定的实务困境：审慎原则下的严苛标准

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、领导者，是指发起、创建黑社会性质组织，或者在组织中居于决策、指挥、管理地位的人员，是组织特征中的核心要素。与普通参加者的退出认定相比，司法实践中对组织者、领导者的退出认定标准更为严格。

一方面，组织者、领导者的身份与组织的运行存续高度绑定，核心领导者的退出往往可能引发组织架构的松动甚至瓦解；即便存在多名组织者、领导者的情形，其中一人的退出也可能对组织的运作产生重大影响。

基于严惩黑恶势力犯罪的政策导向，司法机关对组织者、领导者“脱黑”的认定普遍持极度审慎的态度，设置了较高的认定门槛。

另一方面，当前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、规范性文件并未对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的退出认定作出明确、细化的规定，导致实务中标准不一。

有实务观点主张，认定组织者、领导者退出组织，需同时满足“以行动或语言通告所有成员退出”“采取积极措施阻止正在实施的组织性犯罪”“后续不再与组织有任何关联”三项条件。

该标准极大地抬高了退出认定的门槛，既缺乏规范依据，也不符合司法实际，给辩护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困境。

二、组织者、领导者退出认定的常见误区辨析

对组织者、领导者退出组织的认定，应当坚持刑法主客观相统一的基本原则，结合主观上的退出意愿、客观上的退出行为、与组织关联的实质切断等方面综合判断。前述实务中的三项标准，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法律偏差。

（一）“通告所有成员”的要求：缺乏规范依据且不具现实可行性

主张“必须通告所有成员”的观点，本质上是将退出组织等同于民法上的“公示解除”，既不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，也无任何法律规范支撑。

首先，从组织特征来看，根据《刑法》第294 条及相关司法解释，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层级化的结构特征，一般分为组织者、领导者、骨干成员、一般参加者多个层级，组织者、领导者通常仅直接指挥、管理骨干成员，与底层一般参加者并无直接联络渠道，部分底层成员甚至可能不知晓组织者、领导者的身份。

要求组织者、领导者逐一通告所有成员，在客观上不具备可行性。此外，若部分组织成员已因其他案件被羁押、服刑，或者处于脱逃状态，行为人客观上根本无法与之取得联系并作出通告。

其次，从规范层面来看，我国刑法、司法解释及扫黑除恶相关规范性文件，均未将“通告全体成员”规定为退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法定要件。退出组织的本质，是行为人终止其对组织的管理、指挥与决策，不再接受组织的约束，而非完成某种形式化的 “退出手续”。

只要行为人以明确的行为表明其不再行使组织职权、不再参与组织事务，且事实上已与组织的核心运作切断实质关联，即应认定其退出组织。将 “通告所有成员” 作为必要条件，混淆了事实认定与形式要件的界限，属于对行为人增设的法外义务。

（二）“采取积极措施阻止组织性犯罪” 的要求：混淆了退出认定与悔罪量刑的法律边界

将“采取积极措施阻止组织性犯罪”作为退出组织的前提，混淆了“组织领导行为的终止”与“悔罪表现、犯罪中止”的不同法律性质，违背了罪责自负的刑法基本原则。

第一，从犯罪构成来看，《刑法》第294条规定的组织、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，规制的是行为人发起、建立、管理、指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。

该罪属于继续犯，行为人的组织、领导行为从其取得组织地位开始，到其退出组织、终止领导行为时结束。只要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退出组织的意愿，客观上放弃了对组织的决策权、指挥权与管理权，不再参与组织的任何活动，其组织、领导行为即告终止，退出的事实即已成立。

第二，黑社会性质组织一旦形成，其运行具有一定的惯性与独立性，组织者、领导者即便明确退出，客观上也未必有能力阻止其他成员继续实施违法犯罪。

要求行为人阻止组织后续的犯罪活动，实质上是将组织者、领导者的责任无限延伸至其退出之后，等同于为其设定了终身的组织管控义务，明显违背罪责自负原则—— 行为人仅应对自己实施的犯罪行为承担责任，对退出后其他组织成员独立实施的犯罪，不具有支配力，不应承担责任。

第三，“采取积极措施阻止犯罪”属于量刑层面的悔罪或立功情节，而非退出的成立要件。

行为人退出后，若主动向司法机关举报组织犯罪、规劝其他成员停止犯罪，该行为可以作为证明其退出意愿的佐证，也可作为量刑时的从宽情节，但绝不能反过来将未实施此类行为作为否定退出事实的理由。

（三）“后续不再与组织有关联”的标准：应当坚持实质判断而非形式审查

实务中对“不再与组织有关联”的认定，常陷入“绝对无接触”的形式审查误区，将行为人与其原组织成员的任何往来都视为“仍有关联”，这一判断标准不符合社会生活实际，也违背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规则。

首先，与“组织”的关联，应当是指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性活动相关联，即是否仍接受组织的领导管理、是否仍参与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、是否仍从组织的经济活动中获取利益，而非与个别组织成员的私人交往。

原组织成员之间往往存在亲属、邻里、同乡等基础社会关系，也可能存在合法的商业合作往来，这些不涉及组织违法犯罪的正常社会交往，不具有组织属性，不能等同于与组织的关联。

其次，参照《全国部分法院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》【法[2015]291号】中关于组织成员认定的精神，认定是否为组织成员，应当结合是否参与组织违法犯罪活动、是否接受组织领导管理、是否从组织获取经济利益等实质因素判断，不能仅以与组织成员有交往就认定为组织成员。

同理，认定是否退出组织，也应当坚持实质判断标准：对于组织者、领导者而言，核心在于其是否放弃了对组织事务的决策权与控制权，是否不再从组织获取经济利益，是否未再指使、策划或参与组织的任何违法犯罪活动。至于其与个别原组织成员的正常私人往来，不应作为否定退出事实的依据。

（四）举证责任分配：控方应当对行为人“未退出组织”承担举证责任

行为人是否退出组织，直接关系到组织、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行为存续期间，属于控方指控的犯罪构成要件事实，举证责任应当由控方承担。

根据《刑事诉讼法》第51 条的规定，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。

控方指控行为人在特定时间段内构成组织、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，就必须举证证明该时间段内行为人仍处于组织者、领导者的地位，仍在实施组织、指挥、管理等行为。

行为人提出“已退出组织”的抗辩，是对控方指控事实的否定，属于行使辩护权，而非提出新的积极事实主张，不承担举证责任。

实务中，控方常以行为人退出前的行为事实，或者行为人脱离后与个别原组织成员的生活往来、偶然接触，作为证明其“未退出”的证据。辩护人应当明确指出，此类证据与 “退出后仍具有组织地位” 的待证事实之间缺乏关联性，不足以达到刑事诉讼“确实、充分”的证明标准。

与此同时，辩护人可以主动收集、提交行为人退出后回归正常社会生活的客观证据 —— 如稳定的合法职业与收入来源、常态化的家庭生活轨迹、长期在外地工作生活的证明等，以强化行为人已无继续参与组织的条件与意愿的辩护观点，动摇控方的证据体系。

三、结语

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组织者、领导者的退出认定，应当回归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基本原则，以“实质切断组织管控关系” 为核心标准，摒弃形式化、严苛化的法外要求。

具体而言，应当重点审查三个维度：

一是主观上是否具有明确的退出意愿；

二是客观上是否实施了放弃组织职权、终止领导行为的行为；

三是实质上是否切断了与组织的决策关联、经济利益关联。

需要明确的是，认定退出组织仅意味着行为人组织、领导行为的终止，其对退出前组织、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仍应承担刑事责任，但退出之后组织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不应再归责于该行为人，对应期间也不应计入组织、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行为存续期间。辩护工作中，应当紧扣实质认定标准，精准指出控方的认定误区与证据缺陷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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