涉黑“一般参加者”为何被放——存疑不起诉的三种典型

案例一：A某某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、开设赌场罪、非法拘禁罪案

组织者、领导者吴某某为首的涉黑组织成立后，组织结构严密，内部分工明确。刘某某、周某某、李某甲为骨干成员，张某甲、张某乙、杨某某等人为积极参加者，龙某某、丁某某、姚某某、李某乙、A某某等人为一般参加者的较稳定的犯罪组织。A某某加入该犯罪组织后，参与实施了违法犯罪事实。

侦查机关认定A某系吴某某涉黑组织的“一般参加者”，参与开设赌场追债、看押欠债人（即“看活牛”）、砸玻璃门（财物损失400元）。

侦查机关以A某某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、开设赌场罪、非法拘禁罪，于2021年4月27日向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。

期间，因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2021年5月21日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，该局补充侦查完毕后，2021年6月21日补查重报。

案件经退回补充侦查后，检察机关认为侦查机关认定的A某某涉嫌开设赌场罪是否属于情节严重，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；A某某是否接受了组织者、领导者吴某某的领导和管理，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不符合起诉条件。

依照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》第三百六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决定对A某某不起诉。

案例二：B某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、寻衅滋事案

某晚，张某某因与李某某（另案处理）的私人恩怨，酒后在马某某经营的润滑油店门前辱骂李某某（另案）。被不起诉人B某将辱骂视频发给马某某，马某某转告李某某（另案），李某某（另案）又电话叫来齐某某准备打架。

随后李某某（另案）到达现场，上车与被不起诉人B交谈后下车与张某某相遇，张某某扔下铁锹服软，但李某某（另案）仍捡起铁锹打伤张某某面部和姜某某腿部，齐某某、马某某亦参与拳打脚踢。冲突造成现场公共场所秩序混乱，张某某、姜某某二人均构成轻伤一级。

侦查机关认定B某纠集他人打架，致二人轻伤一级。侦查机关以B某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、寻衅滋事罪，于2019年12月10日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。

检察院于2020年1月25日第一次退回补充侦查，侦查机关于2020年2月25日第二次移送审查起诉，检察院于2020年3月25日第二次退回补充侦查，侦查机关于2020年4月24日第三次移送审查起诉。

检察机关认为，B某客观上没有动手殴打他人，主观上是否有纠集他人打仗的故意，出现矛盾证据：本人始终辩解联系店主马某某来是来处理张某某闹事、联系齐某某来是为了挪车、没有联系李某某、李某某下车时要拦没拦住；马某某证实B某告诉自己有人闹事、B某不是自己找的来打仗的；齐某某证实B某说过一会要打仗你得上；李某某证实上车后B某转告张某某是怎么骂的。

综合全案证据，暂无法认定B某是否有纠集他人打仗的故意。故本案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不符合起诉条件。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五条第四款的规定，决定对B某不起诉。

案例三：C某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、非法拘禁罪案

2012年左右犯罪嫌疑人安某某（另案处理）向被害人韩某某讨债期间，指使尹某某（另案处理）、C某一同与韩某某从某地去某地补办身份证，在补办身份证期间，二人对韩某某实施24小时贴身监视，防止逃跑，限制其人身自由；2011年年末的一天晚上，安某某带领C某在烧烤店吃饭将被害人姜某某扎伤。

侦查机关认定C某随同安某某带领欠债人补办身份证、实施24小时贴身监视。侦查机关以被不起诉人C某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、非法拘禁罪、寻衅滋事罪，于2020年1月20日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。

检察院于2020年1月20日将C某合并到安某某等人涉嫌犯罪案件中审理。检察院于2020年2月21日延长审查起诉期限十五日。

因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，检察院于2020年3月6日第二次退回补充侦查，侦查机关于同年4月6日补充侦查完毕后重新移送审查起诉。检察院于2020年5月7日延长审查起诉期限十五日。

检察院认为侦查机关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不符合起诉条件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五条第四款的规定，决定对李某某不起诉。

在展开辩护要点之前，有必要厘清“一般参加者”的法律认定标准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五款规定，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同时具备组织特征、经济特征、行为特征和危害性特征。

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》（法〔2009〕382号），一般参加者（即“其他参加者”）是指除组织者、领导者与积极参加者之外，其他接受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领导和管理的犯罪分子。

2018年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》（法发〔2018〕1号）进一步明确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以实施违法犯罪为基本活动内容的组织，仍加入并接受其领导和管理的行为，应当认定为“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”。

同时，该《指导意见》第五条规定：“没有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意愿，受雇到黑社会性质组织开办的公司、企业、社团工作，未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犯罪活动的，不应认定为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’。”

据此，“参加”的核心要件有二：主观上知道或应当知道组织的违法犯罪性质；客观上加入并接受组织的领导和管理。二者缺一不可。

涉黑案件中，律师常见的一种辩护方式是主张“我只是朋友帮忙、不懂黑社会”。此类笼统的主观辩解，检察机关通常不予采信。

真正有效的辩护，应当像A/B/C三案那样，将“某年某月某行为”逐一拆解——无指令、无分红、无惩戒、无重复参与——将“组织性”四个字从当事人身上逐项卸除。

此外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中明确提出：在组织成员的层级、范围认定上，坚持“不漏、不凑”，准确区分组织者、领导者、骨干成员、积极参加者与一般参加者。

这一政策导向意味着，对于证据不足以证明“一般参加者”身份的嫌疑人，检察机关应当严格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，而非“凑数”起诉。

（一）推翻“领导与被领导”的隶属关系

涉黑罪“参加”的核心在于行为人是否接受组织者领导、服从管理、融入组织层级。A案中“追赌债”是临时被喊去帮忙，还是组织统一排班？检察机关最终认定“事实不清”，正是因上述隶属关系未能排清。

辩护律师应当重点审查：有无考勤记录或固定出勤模式？有无明确的分工指令？报酬从谁手中支付、以何种名义支付？

（二）涉黑个罪事实存疑

B案中的寻衅滋事行为，打人者另有其人，B某在车上未下车，言语指令方面的证据相互矛盾，无法形成闭合证据链。

C案非法拘禁中，监视行为是否由C某主动实施，抑或仅是跟随途中顺带发生，无客观证据印证。当个罪的事实基础动摇，涉黑“一般参加者”的认定便失去依托。

（三）退查后未能补强定罪证据，未达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

三案均经两次退回补充侦查。根据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五条第四款，对于二次补充侦查的案件，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，不符合起诉条件的，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。

退查后仍以原证据定案、无新书证/录音/同案犯稳定供述的，检察机关依法必须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。

从上述案例裁判规则看，检察机关予以认可的情形如下：

第一，“一般参加者”的认定不能仅凭侦查机关的概括性表述，须有证明隶属关系的客观痕迹，如会议记录、分红台账、惩戒文书、内部代号使用记录、统一着装及标识管理等；

第二，行为人单个罪名客观行为证据链存在断裂的，无法认定，导致参加黑社会组织行为依法作存疑处理；

第三，嫌疑人辩解、反向证人证言与无客观证据印证的组合，足以构成合理怀疑。

检察机关不予认可的情形包括：

第一，将“多次出入赌场”等同于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。不认可的原因是到场行为不等于接受组织领导；

第二，仅凭侦查阶段列明的组织成员名单认定隶属关系。不认可的原因是该类名单属于侦查推定，不能作为隶属关系的证据；

第三，仅凭同案犯指认实施殴打行为。不认可的原因是若无伤痕位置、作案工具、监控录像等实物证据补强的，单一指认不予采信。

涉黑边缘人脱罪，靠的不是喊冤，而是以证据和法律为武器，将“组织性”从自身行为模式中剥离。

存疑不起诉制度体现了“疑罪从无”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，也是防止冤错案件的重要制度屏障。

对于被指控为涉黑“一般参加者”的当事人而言，准确把握法定认定标准、逐项核查隶属关系的证据、积极行使辩护权利，是争取不起诉结果的关键路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