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案人已经判决，未归案人员该怎么做？

同案人的案件已经出了判决结果，仍在外面的涉案人员，应当如何取舍？

这个问题可以衍生出两种情形：一种是同案人已经被判决，甚至判决已经生效；另一种是同案人的案件在侦查、审查起诉或是审判阶段，但尚未确定最终结果。

两种情况的取舍或者说辩护思路的选择，会因为案件所处程序的不同，侧重点有所不同，本文我们主要针对同案人已经判决的情况，做以下几点辩护选择的探讨。

这类涉案人员的困惑主要有两个问题：一是关于自首的选择；二是自首后辩护思路的确定，如何争取自身权益最大化。

这个问题看似简单，但在很多具体的案件中，会被复杂化，甚至处理不当，两者之间反而会滋生出矛盾问题，让当事人最终陷入两难。

因此，涉案人员如何针对已经判决的案件，做出精准、适当的分析，如何针对自身情况做出可行的选择与辩护方案，是我们直面处理案件之前，应当首先厘清楚的问题。

一、案件亟需处理，依法保住自首情节，争取降档处罚。

部分涉案人员，已经认识到我们的案件一定会被处理，一定会走司法程序，那么被动的等待被抓获，不如在依法沟通、有效准备的前提下，通过自首的方式，拿到第一个可能减轻处罚的量刑情节。但是必须强调，自首要求主动投案+如实陈述，缺一不可，因此想要保障自首情节以及减轻处罚，自首之后讯问笔录的内容至关重要，当事人需要做到如实陈述，即我们经常提到的要如实陈述案件的客观事实。

在部分案件中，当事人虽然主动投案，但因为对自首的认定存在误解，其后的笔录不符合“如实陈述”的要求，没有被认定为自首，加之辩护思路的混乱，导致整个案件的走向陷入困局。

这里又会衍生出另一个问题，关于如实陈述，应当是针对案件客观事实的如实陈述。如果当事人已经做到了如实陈述，但是在案件客观事实的基础上，针对涉案行为或者自身行为的法律定性，或者具体到诸多案件中，针对个人应当适用哪个罪名提出依法辩解，不应当影响自首的成立。

比如很多的涉诈骗罪案件，当事人已经自首，且在讯问笔录中一直如实陈述，但是当事人、辩护人在案件客观证据的基础上，认为本案不应当认定为诈骗罪，而应以虚假广告罪、帮信罪、非法经营罪等轻罪处理的辩护意见，不应成为办案机关否定当事人成立自首的理由。

这个问题在很多的具体案件中，也会与认罪认罚问题捆绑，成为制约辩方依法辩护的理由，如果出现类似情况，我们应当依法争取与纠正。

二、已经自首，案件的罪名要不要争取？

我们认为，如果是法律适用问题，或者当事人个人存在无罪、轻罪、罪轻的事实或量刑情节，应当依法争取。

这里，我们首先应当对前案的事实认定、证据情况、法律适用、罪名等问题进行客观、综合的分析和判断。

虽然在司法实务中，很多的辩护人会谈到一个问题，已经判决的前案，不能当然决定后案的判决结果，后案必须经过新的法庭调查、证据举证质证、辩论的情况下，依法审判的基础上做出的判决。

但是从客观的角度，因为两个案件之间事实上的关联性，以及司法实务中，前案与后案审判之间必然的关联性，我们又必须更加审慎的处理辩护问题，不可照本宣科、过于理想化。因此客观审慎的评价前案，是对后案辩护选择的基础。

这里我们只探讨一个问题：针对前面已经指控或者定性的案件，尤其是已经认定诈骗罪的案件，后归案的当事人，针对涉案的业务模式、行为模式还有没有辩护空间，要不要继续争取？

我们认为，如果基于案件的客观事实、证据，能够证明前案的定性或者法律适用存在错误，哪怕前案已经判决，我们针对本案的定性要做必要的辩护争取。

这里又要谈到一个辩护思路的问题，罪名辩护、轻罪辩护，甚至是很多无罪辩护的案例，无罪辩护或是罪名辩护的思路，穷尽法律方式辩护争取，在很多大要案中，未必一定能够实现无罪的结果，但是最终会成为案件折中处理的筹码，成为我们与办案机关探讨案件如何落地，如何追求实质轻判的方式。

当然在案件的分析与评价中，我们对自身行为的评判、定位一定要遵循客观的原则，比如通过综合全案情况的分析，我们认为前案已经绝对能够影响到本案的处理结果，或者我们这个案件完全不可能再做出违背于前案的判决，那么如何围绕量刑辩护，是我们整个案件辩护的关键问题。

当然在一些典型化的案件中，前面案件的定罪量刑存在问题，或者针对涉案人员个人来说，存在把个人从整个犯罪中或者整个行为中抽离出来的可能性，那么我们围绕具体的涉案人员的罪名辩护，当事人个人是不是构成诈骗罪这种罪名，有没有可能前案成立诈骗罪，我们应当构成虚假广告罪、帮信罪等轻罪，一定要围绕案件事实、客观证据进行判断和争取。

所以这是第一个维度的问题，我们要结合目前所有的案件信息，去判断前案已经定性的情况下，后案还要不要做罪名辩护争取。这个问题厘清楚之后，才可能有下一个问题。

三、不论罪名辩护与否，要争取减轻、降档处罚的量刑情节。

第一，前面已谈到有效自首，争取减轻处罚的问题。

第二，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，争取从犯。

在我们近几年办理的涉诈骗罪案件中，有多起检察机关指控为主犯，一审判决从犯；或者一审已经判决主犯，二审改判从犯的判例。

在具体的案件类型中，比如我们经常谈到的保健品案件中经销商的主从犯问题；除首要分子之外其他涉案人员的角色问题；打粉引流团队在诈骗罪案件中角色认定问题；收藏品涉诈骗罪案件中各类涉案人员的角色认定问题；社保、医保诈骗案件中，不同涉案人员的主从犯认定问题等等。针对具体的涉案情形，确定从犯辩护的具体理由以及证据。

这里重点强调一点，此类案件因为涉案人员众多，尤其要注意分案处理是否可能加重涉案人员责任的问题。

分案处理的现象不能只局限于单个公司，也包括总公司与分公司、总公司与经销商，或者是供应链案件中上下游之间。部分案件中包括厂家、经销商、讲师、销售人员等诸多责任主体。不排除办案机关以分案的视角，将部分涉案人员按照主犯指控，但是如果从整个销售链条的视角，考虑到上下游之间的责任区分，应当认定为从犯的情况，这类情况我们在办案过程中经常遇到，不少案例中，我们最终协助办案机关予以纠正。

第三，金额方面的降档辩护。

尤其是涉诈骗罪案件中，指控金额50万以上，如果能够打掉部分金额，实现金额降档，量刑通常会有明显区别。我们之前办理的周某涉嫌诈骗罪案件，从涉案金额108万打到8万，从十年以上到判缓；秦某涉嫌诈骗罪案件，从涉案金额80万打到35万，最终判缓，同时还有多起金额实现降档，最终刑期大幅降低的判例。

第三，特殊情况下，退赔与谅解，或是案件轻判的助推。例如我们办理的秦某案中，审查起诉阶段打掉主要涉案金额，量刑上实现降档，在办案机关不建议适用缓刑的情况下，通过退赔与谅解，最终促成案件判缓。

第四，必要情况下，争取立功。

在部分案件中，想要争取轻判，可以争取立功，根据当事人掌握的信息，依法向办案机关提供案件线索。

在涉诈骗罪案件中，尤其是未归案的涉案人员，绝大部分情况下，我们都在追求案件软着陆的方式。所以在大前提上，我们必须要对前案有审慎、客观的态度，精准评析现阶段的个人处境。

在案件亟需处理的情况下，通过自首之后的罪名辩护考量、从犯、金额等量刑情节辩护，通过恰当时间的正确选择和正确思路，争取案件最终能大事化小，实现有效辩护的结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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