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价销售保健品，就是非法占有目的的诈骗犯罪吗？

导语：在保健品销售被控诈骗案件的司法实践中，办案机关最具普遍性、最具误导性的定罪误区，便是将“售价偏高”直接等同于“利润畸高”，继而片面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。

该认定逻辑完全割裂了市场经济的经营本质，违背了刑法主客观相统一的基本原则，更是对诈骗罪构成要件的根本性曲解。

肖律师认为：售价高不等于利润高，保健品销售环节中存在的巨额经营成本必须依法予以全面扣除；利润高低系市场经济的经营结果范畴，而非法占有目的系刑法层面的主观故意范畴。

二者无任何直接的、必然的关联，高额利润绝非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依据，微薄利润甚至亏损经营的客观事实，更是直接否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关键抗辩理由。

一、售价高≠利润高，经营成本的全面扣除是界定真实利润的法定前提

市场经济的核心特征之一，便是商品价格并非由成本单一因素决定，而是受产品研发、品牌溢价、渠道铺设、营销推广、人员薪酬、场地租赁、物流售后、合规运营等多重因素综合影响。

保健品行业作为典型的营销驱动型行业，其销售价格的构成中，产品本身的进货成本仅占极小比例，大量的运营成本需要纳入总成本核算范畴，这是行业公认的客观事实，更是司法机关在认定案件事实时必须予以考量的核心内容。

办案机关若脱离成本核算的基本商业逻辑，仅以“售价高于进货价”这一单一事实，便得出“行为人获取高额利润”的结论，本质上是对商业规律的无视，其认定的事实必然与客观真相相悖。

（一）保健品销售的总成本构成具有多元性，进货成本仅是其中一环，经营成本占比往往远超产品本身成本

保健品销售的完整经营链条中，行为人收取的销售价款，并非全部转化为“利润”，而是需要优先覆盖全流程的经营成本，其成本构成可分为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两大类别，二者共同构成了保健品销售的真实成本体系，司法机关在核算利润时必须予以全额扣除，不得选择性忽视。

1.直接成本：系与产品销售直接挂钩的支出，具备明确的凭证支撑，是成本核算的核心基础。

主要包括保健品的进货采购成本、物流运输与仓储成本、产品包装与耗材成本、客户退换货产生的赔付成本等。

此类成本与销售行为一一对应，是办案机关在司法审计中能够直接查证的成本类型，也是认定售价与成本差额的基础依据。

2.间接成本：系维持保健品销售经营活动正常开展的必要支出，虽不直接对应单一产品销售，但属于经营活动的必备成本，依法应当纳入总成本核算范畴，这是司法审计的基本准则，更是认定真实利润的关键。

此类成本在保健品销售中占比极高，也是导致“售价高但利润低”的核心原因，主要包含六大核心板块：

一是场地与运营成本，包括办公场地、销售门店、仓储库房的租赁费用，水电物业费、办公设备采购与维护费用等；

二是人员薪酬成本，保健品销售行业的业务员、客服、管理人员、技术人员薪酬，尤其是业务员的销售提成，往往占据成本的核心比例，部分案件中薪酬成本占销售价款的比例可达30%至50%；

三是营销推广成本，包括广告投放、客户引流、话术研发、宣传物料制作等费用，此类成本是保健品打开市场、促成交易的核心支出；

四是售后与服务成本，包括客户咨询、产品售后、健康回访、退款处理等产生的人力与资金成本；

五是合规与税费成本，包括企业缴纳的增值税、所得税、行业合规费用等；

六是经营风险成本，包括市场波动、产品滞销、政策调整等产生的潜在损失。

司法实践中，肖律师承办的多起保健品诈骗案件均印证了这一商业逻辑：某案件中控方指控行为人以2000元/盒的价格销售某保健品，进货成本仅200元/盒，便认定行为人“获取十倍暴利”，但经肖律梳理财务凭证、银行流水、合同协议等证据，最终查明该产品的物流、薪酬、营销、场地等经营成本合计达1500元/盒，扣除全部成本后，单盒实际利润仅300元，利润率不足15%，属于保健品行业的正常利润水平。

该证据最终被法院采纳，直接推翻了控方“利润畸高”的推定。由此可见，脱离总成本核算的“售价高”结论，毫无商业意义与法律意义，办案机关必须摒弃“唯进货价论”的错误思维，全面审查保健品销售的全流程成本，才能准确界定真实利润。

（二）司法认定中利润高低的评判标准，必须以行业平均水平为参照，而非单纯的价格差额

判断保健品销售的利润是否属于“畸高”，不能脱离行业背景进行孤立评判，必须结合保健品行业的整体盈利水平、经营模式特征综合认定。保健品行业本身属于高营销、高服务、高风险的行业，其利润率相较于普通制造业更高，这是由行业属性决定的正常市场现象。

办案机关不能以普通商品的利润率标准，衡量保健品行业的利润水平，更不能将行业内的正常利润认定为“非法暴利”。

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入库案例确立的裁判规则，认定商品售价与成本是否“悬殊”，核心标准是扣除全部经营成本后的实际利润，是否显著高于同行业、同类型产品的平均利润率，且该利润差距是否因行为人实施核心欺骗行为导致。

若行为人扣除全部成本后的利润率，处于保健品行业的合理区间内，即使售价相较于进货价存在较高差额，也属于正常的市场经营行为；只有当行为人销售的产品无任何使用价值，且扣除成本后的利润率远超行业平均水平，同时结合其虚构事实、逃匿挥霍等行为，才能认定其利润获取具有非法性。

反之，若行为人因经营成本过高，导致保健品销售处于微薄利润甚至亏损状态，即使存在夸大宣传、冒充身份等行为，也足以直接否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——毕竟，非法占有目的的核心是“无偿占有他人财物”，行为人若未获取超额利润，甚至未获取利润，便不存在“占有”的基础，更无从谈及“非法占有”。

综上，售价高仅是表象，扣除全部经营成本后的真实利润，才是衡量行为人经营收益的唯一依据。

办案机关在审理保健品销售案件时，必须委托具备资质的审计机构，开展全面、客观的司法审计，完整核算保健品销售的总成本，准确界定真实利润，杜绝以单一进货价与售价的差额，片面认定“利润畸高”的错误做法。

二、利润高低与非法占有目的之间无任何刑法上的关联，二者分属不同范畴，不可混为一谈

从刑法理论与司法裁判规则来看，利润高低属于市场经济的经营结果范畴，体现的是行为人“营利目的”的实现程度；而非法占有目的属于刑法层面的主观故意范畴，体现的是行为人是否具有无偿占有他人财物的犯罪意图。

二者分属不同的法律维度，不存在任何正向的因果关系，这是厘清保健品销售案件罪与非罪的核心准则，更是破解司法认定误区的关键所在。办案机关若将二者混为一谈，以“利润高”推定“非法占有目的”存在，本质上是客观归罪，严重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。

（一）营利目的与非法占有目的存在本质区别，高额利润是营利目的的体现，绝非非法占有目的的特征

根据《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》及北大法律信息网确立的权威理论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与市场经济中的营利目的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，二者存在本质性的鸿沟，不可混淆。

3.核心内涵不同：营利目的是市场主体开展经营活动的正当目的，指行为人通过真实的商品交易、服务提供等经营行为，获取合理的商业利润，其核心是通过对价交换实现利益获取，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，被害人交付财物的对价是获取商品或服务；而非法占有目的是诈骗罪的专属主观要件，指行为人根本无开展真实交易的意愿，通过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的手段，无偿占有被害人的财物，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不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，被害人交付财物并非基于对价交换，而是基于行为人的欺骗行为陷入错误认识。

4.实现方式不同：营利目的的实现，依赖于行为人履行交易义务、交付合格商品、提供相应服务，利润的获取是经营行为的自然结果，利润高低受市场竞争、经营能力、成本控制等因素影响；而非法占有目的的实现，依赖于行为人实施的核心欺骗行为，行为人获取财物并非基于经营行为，而是基于欺骗行为，其获取的财物本质上是被害人的损失，而非经营利润。

5.法律评价不同：营利目的是市场经济的正当目的，即使行为人在经营过程中存在夸大宣传、虚假承诺等民事欺诈行为，其营利目的本身并不具有违法性，行为人仅需承担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；而非法占有目的是刑法禁止的犯罪目的，一旦认定行为人具有该目的，且实施了相应的欺骗行为，便可能构成诈骗罪，承担刑事责任。

具体到保健品销售案件中，行为人通过销售正规合格的保健品，扣除全部经营成本后获取高额利润，其主观上体现的是营利目的，而非非法占有目的。

正如肖律在辩护中始终主张的：行为人追求的是“赚钱”，而非“骗钱”；是通过真实的商品交易获取利润，而非通过欺骗手段无偿占有财物。

二者的本质区别，决定了利润高低与非法占有目的之间无任何关联——无论行为人获取的利润是高是低，只要其销售的是合格保健品、存在真实的交易对价、资金用于正常经营，其主观目的便只能是营利，而非非法占有。

（二）司法实践中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法定标准，从未将“利润高低”纳入考量范围，核心是审查行为人是否具有无偿占有财物的主观意图与客观行为

根据《刑法》第二百六十六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，司法机关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，必须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，结合行为人实施的客观行为综合推定，其法定审查标准从未包含“利润高低”这一因素。

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指导案例与座谈会纪要中，明确了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八大核心审查要点：是否虚构主体身份、是否具有履约能力、是否实施积极的履约行为、未履约的原因是否为客观因素、资金是否用于经营而非挥霍、是否存在转移隐匿财产的行为、是否具有逃匿行为、是否具有退款意愿与退款行为。

上述标准均围绕行为人是否具有无偿占有财物的主观意图展开，与利润高低无任何关联。

结合保健品销售案件的实务特征，肖律将否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核心证据标准，归纳为以下四点，而这四点均与利润高低无关，仅与行为人是否开展真实经营、是否具有履约意愿相关：

6.产品层面：行为人销售的是正规合格、具有基本保健功能的保健品，并非三无产品、假冒伪劣产品，更非无任何使用价值的普通食品，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真实的商品交易对价关系；

7.经营层面：行为人具有固定的经营场所、完善的组织架构、规范的财务制度，收取的销售价款主要用于场地租赁、员工薪酬、营销推广等正常经营活动，而非用于个人挥霍、转移隐匿或违法犯罪活动；

8.履约层面：行为人具有积极的履约意愿与履约行为，如约交付保健品、提供售后保障、处理客户退款，未实施逃匿、拉黑被害人、拒绝沟通等逃避责任的行为；

9.结果层面：被害人购买保健品后获取了相应的商品对价，即使产品功效未达预期，也可通过民事途径主张退款、赔偿，其损失能够得到有效救济，并非陷入无法挽回的境地。

上述四点，是司法实践中否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核心依据，也是肖律承办保健品诈骗案件时的核心辩护思路。

在某起保健品诈骗案件中，控方以行为人“售价高于成本三倍”为由，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，但我们通过提交产品质检报告、财务凭证、退款记录等证据，证明行为人销售的是合格保健品、资金用于正常经营、退款渠道畅通，最终法院采纳了辩护意见，认定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，将罪名从诈骗罪变更为虚假广告罪。

该案例充分印证：利润高低并非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依据，只要行为人开展了真实的经营活动、具有履约意愿，即使利润较高，也不能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。

（三）反向印证：即使保健品销售处于亏损状态，若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，仍可构成诈骗；反之，即使利润极高，若行为人无非法占有目的，也仅构成民事欺诈

利润高低与非法占有目的的无关联性，还可通过反向逻辑予以印证：二者并非正向关联，更非一一对应关系。

10.亏损经营仍可构成诈骗：若行为人以销售保健品为名，实施核心欺骗行为——如将普通食品冒充保健品、虚构产品具有治疗疾病的功效、诱使被害人购买后逃匿，即使其销售行为因成本过高处于亏损状态，但其主观上具有无偿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目的，客观上实施了核心欺骗行为，仍可构成诈骗罪。

此时，行为人是否盈利、利润高低，均不影响诈骗犯罪的成立，因为诈骗罪的核心是“骗钱”，而非“赚钱”。

11.高额利润仍属民事欺诈：若行为人销售的是正规合格的保健品，仅存在夸大宣传、冒充医生身份等辅助欺骗行为，扣除全部成本后获取了高额利润，但其主观上是通过真实的商品交易获取利润，资金用于正常经营、具有完善的售后退款机制，那么其行为仅构成民事欺诈，而非刑事诈骗。

此时，高额利润仅是其经营能力的体现，属于市场经济中的正常现象，不能因其利润高而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。

这一反向逻辑，清晰地揭示了利润高低与非法占有目的之间的关系：利润高低是经营结果，非法占有目的是主观故意，经营结果无法决定主观故意，主观故意也不依赖于经营结果而存在。

办案机关在审理保健品销售案件时，必须摒弃“利润高即有非法占有目的”的错误推定，回归诈骗罪的构成要件，从行为人是否具有无偿占有财物的主观意图、是否实施核心欺骗行为、是否造成被害人无对价损失等核心要件出发，综合认定案件性质。

三、司法纠偏：摒弃“售价高→利润高→非法占有目的”的错误逻辑，坚守保健品销售案件定性的三大原则

保健品销售中业务员夸大宣传、虚假承诺、冒充医生身份的行为，之所以极易被错误认定为诈骗犯罪，核心根源在于办案机关陷入了“售价高→利润高→非法占有目的”的错误逻辑链条。

该逻辑链条违背了商业规律与刑法原则，导致大量民事欺诈行为被升格为刑事犯罪，不仅损害了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，也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。

为实现保健品销售案件的精准定性，司法机关必须摒弃该错误逻辑，坚守三大核心原则，实现司法认定的纠偏与回归。

（一）坚守成本全面核算原则，以客观证据界定真实利润，杜绝主观推定

司法机关在审理保健品销售案件时，必须委托具备资质的司法审计机构，对行为人销售保健品的全流程成本开展全面、客观的审计，完整核算进货成本、物流成本、薪酬成本、营销成本、场地成本等全部支出，准确界定扣除成本后的真实利润。

审计过程中，必须坚持证据裁判原则，以银行流水、财务凭证、合同协议、薪酬发放记录等客观证据为依据，杜绝以主观臆断推定成本与利润；对于行为人主张的经营成本，只要有相应证据支撑，便应予以全额扣除，不得选择性忽视。

唯有如此，才能准确认定行为人是否获取了利润，以及利润是否处于行业正常水平，为案件定性奠定客观事实基础。

（二）坚守主客观相统一原则，以主观目的为核心，区分营利目的与非法占有目的

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，也是认定保健品销售案件性质的核心准则。

司法机关在审理此类案件时，必须将主观目的作为定罪的核心要件，重点审查行为人是具有营利目的，还是具有非法占有目的。

审查主观目的时，必须结合行为人实施的客观行为综合判断：若行为人销售合格保健品、资金用于正常经营、具有履约与退款意愿，即使存在夸大宣传、冒充身份等行为，也应认定其主观上为营利目的，行为性质为民事欺诈；

若行为人销售三无产品、虚构交易核心事实、资金用于挥霍逃匿，即使利润较低，也应认定其主观上为非法占有目的，行为性质为刑事诈骗。坚决杜绝仅以客观行为的表面特征，片面推定主观目的的客观归罪做法。

（三）坚守刑法谦抑性原则，严格区分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，严禁刑事手段过度介入民事纠纷

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要求，对于民事法律、行政法律能够规制的行为，不得动用刑事手段；对于未达到犯罪标准的行为，不得认定为犯罪。保健品行业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其经营活动中存在的夸大宣传、虚假承诺等行为，大多属于民事欺诈范畴，可通过《民法典》《广告法》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等法律法规予以规制，行为人仅需承担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。

司法机关在打击保健品领域违法犯罪时，必须严格区分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界限，只有当行为人实施的欺骗行为达到核心欺骗的程度、具有非法占有目的、造成被害人实质性财产损失时，才能启动刑事追诉程序。

坚决杜绝将行业通病、销售瑕疵升格为刑事犯罪，严禁刑事手段过度介入正常的市场经营活动，保障保健品行业的健康发展。

结语

综上，保健品销售中的售价高与利润高之间，存在经营成本的天然割裂，二者并非同一概念；利润高与非法占有目的之间，分属经营结果与主观故意两个不同范畴，无任何刑法上的关联。

办案机关必须摒弃“售价高即利润高，利润高即具有非法占有目的”的错误逻辑，回归商业规律与刑法原则，以成本核算为基础、以主观目的为核心、以刑法谦抑性为边界，精准界定保健品销售行为的性质。

辩护律师在办理此类案件时，更应紧扣这一核心辩点，通过梳理成本证据、厘清利润构成、论证主观目的，构建坚实的辩护体系，推翻控方的错误推定，实现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最大化保障。

刑法的使命是打击犯罪，更是保障人权。在保健品销售案件的司法认定中，唯有坚守法律底线、尊重商业规律，才能实现罪刑法定、罚当其罪，让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与历史的检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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