业务员夸大宣传、虚假承诺，冒充医生身份，一定构成保健品诈骗吗？

引言：近年来，保健品行业乱象频发，业务员夸大产品功效、作出虚假承诺、甚至冒充医生或医学专家身份开展销售的行为屡见不鲜，此类行为也成为司法机关打击保健品领域违法犯罪的重点规制对象。实践中，办案机关常以行为人存在上述行为为由，直接认定其构成诈骗罪（保健品诈骗），动辄启动刑事追诉程序。但从刑法谦抑性原则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及司法裁判规律来看，业务员实施夸大宣传、虚假承诺、冒充医生身份的行为，并非必然构成保健品诈骗。二者之间不存在绝对的一一对应关系，其核心分歧在于对行为性质的界定——是属于民事领域的欺诈行为，还是已然突破民事、行政规制边界，达到虚假广告罪（轻罪）、刑事诈骗（重罪）的入罪标准。

肖律深耕诈骗犯罪辩护领域十余年，承办过不少保健品销售被控诈骗罪的疑难案件。在办理此类案件的过程中发现，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将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混为一谈、将销售手段的瑕疵等同于诈骗犯罪的核心行为、将营利目的直接认定为非法占有目的三大误区，导致大量案件出现定性偏差，不仅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，也损害了市场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，更与刑法打击犯罪、保障人权的双重机能相悖。

基于此，肖律结合刑法理论、司法解释及亲办案例，从保健品诈骗的构成要件、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核心区分、冒充医生身份等行为的定性边界、此类案件的有效辩护路径四个维度展开深度剖析，旨在理清司法认定误区，为实务中此类案件的精准定性与有效辩护提供专业参考。

一、保健品诈骗的刑法构成要件解析

诈骗罪是典型的目的犯、结果犯，保健品诈骗作为诈骗罪的特殊表现形式，其客观构成要件必须严格遵循《刑法》第二百六十六条关于诈骗罪的规定，即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实施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的欺骗行为，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，并基于该错误认识处分财产，行为人因此取得财物，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。这一逻辑链条是认定保健品诈骗成立的客观标尺，缺一不可。而实务中办案机关最易出现的错误，便是脱离该构成要件，仅凭行为人存在夸大宣传、冒充医生身份等表面行为，便径直认定诈骗犯罪成立，本质上是对诈骗罪构成要件的片面解读。结合保健品销售的行业特征，肖律将保健品诈骗的构成要件拆解为以下核心要素，逐一理清认定标准：

（一）主观要件：必须具备“非法占有目的”，此为区分罪与非罪的灵魂要件

诈骗罪的本质是“骗钱”，而非“赚钱”，二者的核心分水岭便是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。这是保健品销售类案件中，控辩双方对抗的核心焦点，更是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首要审查要点。根据《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》《刑事审判参考》指导案例确立的裁判规则，结合保健品销售的实务特征，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，需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，结合全案事实综合判断，绝对不能仅凭单一行为推定，更不能将“营利目的”等同于“非法占有目的”。

从司法实践来看，保健品销售中业务员的主观目的可分为两类：其一，以营利为目的，即行为人希望通过销售保健品的经营行为，获取合理或超额的商业利润，其核心是通过真实的商品交易实现利益获取；其二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即行为人根本无开展真实商品交易的意愿，将“保健品”作为骗取被害人财物的工具，本质上是“空手套白狼”，通过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的手段，无偿占有被害人的财物。二者存在本质区别：

1.营利目的之下，行为人销售的是真实、合格、具有基本使用价值的保健品，虽可能存在售价偏高、宣传夸大的情形，但始终存在真实的交易对价，行为人通过交付商品获取利润，符合市场经济的交易逻辑；

2.非法占有目的之下，行为人销售的保健品往往是三无产品、假冒伪劣产品，甚至是无任何保健功能的普通食品，其交付的商品根本不具备对应的使用价值，与被害人支付的价款之间不存在任何对价关系，行为人获取财物的核心手段是欺骗，而非交易。

需要特别强调的是，保健品行业本身存在一定的利润空间，部分正规保健品因品牌、研发、营销等成本，售价高于成本属于正常的市场现象。办案机关不能仅凭“售价与成本存在差价”“获取高额利润”，便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。正如肖律在承办多起保健品诈骗案件中所主张的：高价销售≠非法占有，暴利经营≠诈骗犯罪。只有当行为人销售的产品无任何对价价值，或行为人在获取财物后实施逃匿、挥霍、转移财物、拒不退款等行为，导致被害人的损失无法挽回时，才能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。反之，若行为人销售的是正规合格的保健品，具有完善的售后退款机制，即使存在夸大宣传、冒充医生身份的行为，其主观目的也仅是提升销售业绩、获取商业利润，而非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，此时绝对不能认定其构成诈骗罪。

（二）客观要件：必须实施“核心欺骗行为”，且该行为与被害人处分财产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

诈骗罪的客观构成要件，要求行为人实施的欺骗行为必须是核心欺骗行为，而非辅助欺骗行为；同时，被害人必须是因该核心欺骗行为陷入错误认识，进而处分财产，二者之间必须存在紧密的刑法因果关系。这一要件是区分保健品销售中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关键，更是破解“只要有夸大宣传、冒充身份就定诈骗”误区的核心依据。结合《刑事审判参考》指导案例及浙江高院虞伟华法官提出的“核心欺骗与辅助欺骗”理论，肖律对此作出具体界定：

3.欺骗行为的性质区分：核心欺骗vs辅助欺骗

民事欺诈中的欺骗行为，均为辅助欺骗行为，即行为人实施的欺骗手段仅为促成交易的辅助方式，并非对交易核心事实的欺骗。例如，保健品销售中业务员冒充医生身份、夸大产品功效、作出虚假承诺等行为，均属于辅助欺骗——其目的是提升产品的可信度、促进消费者购买，而非否定交易本身的真实性。此类行为所欺骗的，是交易中的局部事实、次要事实，而非整体事实、核心事实。

而刑事诈骗中的欺骗行为，必然是核心欺骗行为，即行为人实施的欺骗手段直接指向交易的本质，使被害人对交易的核心事实产生错误认识。在保健品销售中，核心欺骗行为主要表现为：将普通食品冒充保健品销售、将三无产品冒充合格保健品销售、虚构保健品具有治疗疾病的功效且足以使被害人停止服用正规药物、以销售保健品为名实则骗取被害人财物后逃匿等。此类行为欺骗的是交易的根本事实，被害人基于该错误认识处分财产，本质上是被行为人骗取财物，而非基于真实的交易意愿购买商品。

具体到实务中，业务员冒充医生身份的行为，其性质需结合行为目的与实际效果综合判断：若行为人冒充医生仅为增强产品的可信度，销售的是正规合格的保健品，且未虚构产品具有治疗疾病的功效，那么该行为仅是辅助欺骗，属于民事欺诈范畴；若行为人冒充医生后，虚构被害人患有严重疾病，进而谎称其销售的保健品能够根治该疾病，诱使被害人高价购买三无产品，则该行为已构成核心欺骗，可能被认定为诈骗犯罪。

4.因果关系的认定标准：欺骗行为是被害人处分财产的唯一或主要原因

刑法上的因果关系，要求行为人实施的欺骗行为，必须是导致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并处分财产的唯一或主要原因。若被害人处分财产并非因行为人的欺骗行为，而是基于自身对保健品的需求、对产品品质的认可，或明知产品存在宣传夸大的情形仍自愿购买，则二者之间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，行为人不构成诈骗犯罪。

结合保健品销售的实务特征，此类案件中因果关系的认定需重点审查两点：其一，被害人是否因行为人冒充医生、夸大宣传的行为，对保健品的核心价值（如功效、资质、品质）产生错误认识；其二，被害人是否基于该错误认识，作出购买保健品的处分行为。例如，老年被害人购买保健品时，若其明知该产品仅具有基础保健功能，并非药品，也明知销售人员的身份可能存在虚假，但其因自身健康需求仍自愿购买，则销售人员的行为与被害人的处分行为之间无因果关系，不构成诈骗。反之，若被害人因销售人员冒充医生谎称其患有癌症，且只有该保健品能够治愈，进而高价购买该产品，则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，可能构成诈骗。

（三）结果要件：被害人必须遭受实质性财产损失，且损失与行为人行为存在直接关联

诈骗罪是结果犯，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是认定犯罪成立的必要条件。而保健品销售中，被害人的财产损失认定需遵循实质判断原则，即被害人是否因行为人的欺骗行为，导致其交付的财物与获取的商品之间不存在对价关系，进而遭受无法挽回的损失。具体而言：

5.若行为人销售的是正规合格的保健品，被害人购买后获得了具有相应使用价值的商品，即使售价偏高，也不能认定被害人遭受了财产损失。因为市场经济中，商品价格受供需关系、品牌价值、营销成本等多种因素影响，售价高于成本属于正常现象，被害人自愿购买的行为，本质上是对商品价值的认可，不存在财产损失；

6.若行为人销售的是三无产品、假冒伪劣产品，被害人购买后获得的商品无任何使用价值，或其支付的价款与商品的实际价值之间存在巨大差距，且行为人拒不退款、逃匿，导致被害人的损失无法挽回，则可认定被害人遭受了实质性财产损失。

实践中，办案机关常以“被害人支付高价购买保健品”为由，直接认定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，这一做法明显违背了实质判断原则。肖律认为，财产损失的核心是对价的缺失，而非价格的高低。只要存在真实的商品交付，且商品具有基本的使用价值，即使价格偏高，也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产损失；只有当商品本身无对价价值，行为人通过欺骗手段获取财物时，才能认定被害人遭受了财产损失。

二、保健品销售中三类行为的定性边界——夸大宣传、虚假承诺、冒充医生身份并非必然入罪

结合前述诈骗罪的构成要件，肖律针对保健品销售中最常见的夸大宣传、虚假承诺、冒充医生身份三类行为，逐一厘清其定性边界，明确何种情形下构成民事欺诈，何种情形下可能涉嫌刑事诈骗，为实务中此类行为的精准认定提供清晰指引。

（一）夸大宣传：保健品销售的行业通病，原则上属于民事欺诈，仅在极端情形下可能升格为刑事诈骗

夸大宣传是保健品行业的普遍现象，表现为业务员将保健品的保健功能进行适度放大，如将“增强免疫力”宣传为“延年益寿”，将“改善睡眠”宣传为“根治失眠”等。从法律性质来看，此类行为原则上属于民事欺诈，由《民法典》《广告法》《食品安全法》等民事、行政法律法规规制，仅在符合特定条件时，才可能升格为刑事诈骗。具体区分标准如下：

7.民事欺诈范畴的夸大宣传：若行为人夸大的是保健品的功效程度、适用范围，但未虚构保健品的核心属性、基本功能，且销售的是正规合格的保健品，那么该行为仅属于《广告法》禁止的虚假宣传行为，被害人可依据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主张退一赔三，市场监管部门可对行为人作出行政处罚，但绝对不能认定为刑事诈骗。此类情形是保健品销售中最常见的情形，其核心特征是：交易本身真实存在，商品具有基本使用价值，行为人仅为促成交易而夸大功效，主观上无非法占有目的。

8.刑事诈骗范畴的夸大宣传：若行为人通过夸大宣传，虚构了保健品的核心功能，且该虚构行为足以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并处分财产，同时销售的保健品无任何对应的使用价值，则该行为可能构成诈骗犯罪。例如，行为人将普通食品冒充保健品，宣称其能够根治糖尿病、高血压等慢性疾病，诱使被害人高价购买，且该食品无任何保健功能，此时行为人的夸大宣传已超出民事欺诈的范畴，属于诈骗罪中的虚构事实行为，结合其非法占有目的，可认定为保健品诈骗。

（二）虚假承诺：需区分承诺内容的性质，仅“无法履行且无履行意愿”的承诺才可能构成诈骗

虚假承诺是指业务员在销售保健品时，向被害人作出无法实现的承诺，如承诺“服用后一定见效”“无效全额退款”却拒不履行等。此类行为的定性，需结合承诺的内容、行为人作出承诺的目的、是否具有履行承诺的意愿综合判断，核心区分标准如下：

9.民事欺诈范畴的虚假承诺：若行为人作出的虚假承诺是关于产品功效、售后保障的承诺，且其具有履行承诺的基本意愿，仅因产品功效未达预期、企业经营困难等客观原因无法履行，同时销售的是正规合格的保健品，则该行为属于民事违约或民事欺诈。被害人可依据合同约定主张违约责任，要求行为人履行退款、赔偿义务，行为人需承担民事责任，但不构成刑事犯罪。例如，业务员承诺“服用保健品3个月无效退款”，但因部分被害人服用后未达预期，行为人以各种理由拖延退款，该行为仅属于民事违约，而非诈骗。

10.刑事诈骗范畴的虚假承诺：若行为人作出虚假承诺的目的是骗取被害人财物，且自始无履行承诺的意愿，同时销售的保健品无任何使用价值，则该行为构成诈骗犯罪。例如，行为人承诺“服用保健品可根治癌症，无效全额退款”，但其销售的是三无产品，且在被害人要求退款时逃匿，此时行为人作出虚假承诺的本质是虚构事实，诱使被害人处分财产，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，构成保健品诈骗。

（三）冒充医生身份：销售手段的瑕疵，并非诈骗犯罪的定罪依据，需结合主客观要件综合判断

冒充医生、医学专家、老中医身份开展销售，是保健品销售中极具争议的行为，也是办案机关认定诈骗犯罪的重要依据。但肖律结合大量亲办案例及司法裁判规则认为，冒充医生身份仅是销售手段的瑕疵，并非诈骗犯罪的定罪依据。该行为是否构成诈骗，仍需回归诈骗罪的构成要件，结合行为人主观目的、销售产品的品质、欺骗行为的性质综合判断，具体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形：

11.仅构成民事欺诈的情形：行为人冒充医生身份，仅为增强产品的可信度，促进保健品销售，销售的是正规合格的保健品，未虚构产品具有治疗疾病的功效，且被害人购买保健品的核心原因是对产品保健功能的需求，而非对行为人医生身份的信任。此类情形下，行为人冒充医生的行为仅属于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禁止的虚假宣传行为，构成民事欺诈，不构成刑事诈骗。正如我们在办理某保健品诈骗案件中，法院最终采纳的辩护观点：行为人冒充医生身份的行为，仅为销售的辅助手段，并未对交易核心事实产生欺骗，被害人购买保健品的根本原因是对产品本身的认可，二者之间无刑法上的因果关系，故不构成诈骗。

12.可能构成行政违法的情形：行为人冒充医生身份，同时夸大保健品的功效，将保健品宣传为药品，但销售的是正规合格的保健品，未造成被害人严重财产损失或身体健康损害。此类情形下，行为人不仅构成虚假宣传，还可能违反《药品管理法》的规定，由市场监管部门、药品监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，如罚款、吊销营业执照等，但仍不构成刑事犯罪。

13.构成刑事诈骗的情形：行为人冒充医生身份，虚构被害人患有疾病，进而谎称其销售的保健品能够治疗该疾病，诱使被害人高价购买三无产品、假冒伪劣产品，且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，被害人因该欺骗行为陷入错误认识并处分财产，遭受实质性损失。此类情形下，行为人冒充医生身份的行为，已成为实施诈骗犯罪的核心手段，结合其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，可认定为保健品诈骗。

综上，保健品销售中业务员实施的夸大宣传、虚假承诺、冒充医生身份等行为，均为单一的表面行为，无法单独作为认定诈骗犯罪的依据。判断其是否构成保健品诈骗，必须回归诈骗罪的构成要件，综合审查行为人的主观目的、销售产品的品质、欺骗行为的性质、被害人的认知状态及财产损失情况，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，绝对不能片面定罪。

三、民事欺诈与保健品诈骗的精准界分——司法认定的核心难点与裁判规则梳理

保健品销售类案件中，最核心的司法争议便是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界限划分。二者均存在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的欺骗行为，外在表现高度相似，导致办案机关极易出现定性偏差。结合《刑事审判参考》指导案例、最高院座谈会纪要及肖律亲办案例，肖律梳理出二者的核心区分标准，从欺骗内容、欺骗程度、主观目的、法律后果、救济途径五个维度，构建精准界分的裁判体系，为实务中此类案件的审理与辩护提供明确指引。

（一）欺骗内容不同：民事欺诈是“局部欺骗”，刑事诈骗是“整体欺骗”

民事欺诈的行为人实施的欺骗行为，仅针对交易中的局部事实、次要事实，如产品功效、销售者身份、售后保障等，但其并未否定交易本身的真实性，交易的核心要素（如商品的基本属性、交易的主体、交易的对价）均为真实。例如，保健品销售中业务员冒充医生身份、夸大产品功效，但其销售的是正规合格的保健品，交易的核心事实真实存在，属于局部欺骗。

刑事诈骗的行为人实施的欺骗行为，针对的是交易中的整体事实、核心事实，其通过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，直接否定交易本身的真实性，使被害人误以为存在真实的交易，进而处分财产。例如，行为人以销售保健品为名，实则骗取被害人财物后逃匿，交易的核心事实完全虚假，属于整体欺骗。

这一区分标准是《刑事审判参考》确立的核心裁判规则，也是实务中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首要审查要点。正如浙江高院虞伟华法官所言：“民事欺诈只有辅助欺骗行为，诈骗有核心欺骗行为。民事欺诈行为人实施的欺骗行为是订立合同的辅助手段，行为人与他人签订、履行合同本身不是欺骗；而诈骗行为人签订、履行合同本身就是欺骗，是实现非法占有目的的必要手段。”

（二）欺骗程度不同：民事欺诈未达“无对价交付财物”的程度，刑事诈骗足以使被害人无对价处分财产

民事欺诈的行为人实施的欺骗手段，并未达到使被害人无对价交付财物的程度，被害人处分财产的核心原因是基于真实的交易意愿，即使存在错误认识，也仅是对交易细节的认知偏差，其交付的财物与获取的商品之间仍存在对价关系。例如，被害人因业务员夸大宣传购买保健品，虽对产品功效存在认知偏差，但仍获得了具有基本使用价值的商品，存在对价关系。

刑事诈骗的行为人实施的欺骗手段，已达到使被害人无对价交付财物的程度，被害人处分财产的核心原因是陷入了行为人虚构的错误认识，其交付的财物与获取的商品之间不存在任何对价关系，本质上是无偿向行为人交付财物。例如，被害人因行为人冒充医生谎称其患有癌症，购买了无任何功效的三无产品，其交付的价款与获取的商品之间无对价关系，属于无对价处分财产。

（三）主观目的不同：民事欺诈是“以营利为目的”，刑事诈骗是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”

如前文所述，二者的主观目的存在本质区别：民事欺诈的行为人主观上是以营利为目的，其通过实施欺骗行为促成交易，进而获取商业利润，核心是“赚钱”；刑事诈骗的行为人主观上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其通过实施欺骗行为，无偿占有被害人的财物，核心是“骗钱”。这一区分标准是二者最本质的分水岭，也是实务中最难认定的要件。

结合司法实践，认定行为人主观目的需重点审查以下事实：1. 销售的产品是否为正规合格产品，是否具有基本使用价值；2. 行为人是否存在真实的履约行为，如是否交付商品、是否提供售后保障；3. 行为人获取财物后的资金用途，是否用于生产经营、是否存在挥霍、转移、隐匿财物的行为；4. 行为人在被害人要求退款时的态度，是否积极协商、是否存在逃匿、拉黑被害人的行为。若行为人销售合格产品、具有履约行为、资金用于经营、积极处理退款，则可认定其具有营利目的；反之，则可能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。

（四）法律后果不同：民事欺诈承担民事责任，刑事诈骗承担刑事责任

民事欺诈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纠纷，行为人需承担民事责任，如返还财产、赔偿损失、支付违约金等，被害人可通过民事诉讼途径维护自身权益；刑事诈骗是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，行为人需承担刑事责任，如有期徒刑、罚金、没收财产等，同时还需承担刑事追赃责任，被害人可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途径主张权利。二者的法律后果存在质的区别，民事欺诈的法律后果仅为财产性责任，而刑事诈骗的法律后果包括人身自由刑与财产刑。

（五）救济途径不同：民事欺诈的损失可通过民事途径救济，刑事诈骗的损失难以通过民事途径挽回

民事欺诈中，被害人的损失可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获得有效救济，行为人具有明确的主体身份、固定的经营场所，被害人可通过起诉、仲裁等方式主张权利，且行为人大多具有履行民事责任的能力；刑事诈骗中，行为人往往隐匿真实身份、逃匿失联、挥霍财物，被害人无法通过民事诉讼途径主张权利，即使获得胜诉判决，也难以实现债权，损失无法挽回。这一区分标准是判断行为性质的重要补充，也是法院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依据。

综上，民事欺诈与保健品诈骗的界分，需坚持综合判断原则，从欺骗内容、欺骗程度、主观目的、法律后果、救济途径五个维度全面审查，绝对不能仅凭单一行为定性。实务中，办案机关必须摒弃“只要有欺骗行为就定诈骗”的错误思维，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，准确区分二者的界限，做到罚当其罪、罪责刑相适应。

四、保健品销售被控诈骗案件的有效辩护路径

肖律结合十余年诈骗犯罪辩护经验，针对保健品销售被控诈骗案件的司法特征与争议焦点，构建出证据辩护、定性辩护、主观目的辩护、因果关系辩护、量刑辩护五位一体的有效辩护体系，为实务中此类案件的辩护提供实操路径。

（一）证据辩护：精准质证控方证据，否定证据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关联性

证据是定罪量刑的基础，保健品诈骗案件中，控方的核心证据主要包括：被害人陈述、证人证言、销售话术、产品鉴定意见、审计报告、银行流水等。辩护律师需针对上述证据展开精准质证，重点审查证据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关联性，找出证据问题，否定控方的证据体系。具体质证要点如下：

14.针对被害人陈述：审查被害人是否因自身健康焦虑、认知能力不足，作出与客观事实不符的陈述；审查被害人是否明知产品存在宣传夸大的情形，仍自愿购买；审查被害人是否遭受实质性财产损失，其损失与行为人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。

15.针对产品鉴定意见：审查鉴定机构的资质、鉴定程序是否合法；审查鉴定意见是否明确产品的真实属性、使用价值，是否存在将普通食品认定为三无产品的情形；审查鉴定意见是否与案件事实具有关联性。

16.针对审计报告：审查审计机构的资质、审计方法是否科学；审查审计报告认定的涉案金额是否准确，是否扣除了退货、退款金额；审查审计报告是否将合法销售收入计入诈骗金额，是否存在数额认定错误。

17.针对销售话术：审查话术内容是否属于夸大宣传，还是虚构核心事实；审查话术是否被实际使用，是否与被害人的购买行为存在关联。

（二）定性辩护：紧扣构成要件，论证行为属于民事欺诈而非刑事诈骗

定性辩护是此类案件的核心辩护思路，辩护律师需紧扣诈骗罪的构成要件，从主观目的、欺骗行为性质、因果关系、财产损失四个维度，论证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属于民事欺诈，而非刑事诈骗。具体辩护要点如下：

18.论证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营利目的，而非非法占有目的：结合行为人销售合格产品、具有履约行为、资金用于经营、积极处理退款等事实，证明其主观目的是获取商业利润，而非骗取被害人财物；

19.论证行为人实施的欺骗行为是辅助欺骗行为，而非核心欺骗行为：结合行为人仅夸大功效、冒充身份，未虚构交易核心事实的情况，证明其欺骗行为仅为促成交易的辅助手段，未对交易本质产生影响；

20.论证行为人行为与被害人处分财产之间无刑法上的因果关系：结合被害人明知产品存在宣传夸大、基于自身需求自愿购买的事实，证明被害人处分财产并非因行为人的欺骗行为；

21.论证被害人未遭受实质性财产损失：结合行为人销售合格产品、被害人获得对价商品的事实，证明被害人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财产损失。

（三）主观目的辩护：直击核心，否定“非法占有目的”的成立

如前文所述，非法占有目的是诈骗罪的灵魂要件，也是控辩双方对抗的核心焦点。辩护律师需结合全案事实，从正面论证、反向推定两个维度，否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：

22.正面论证：证明行为人销售的是正规合格的保健品，具有基本使用价值；证明行为人存在真实的履约行为，如交付商品、提供售后保障；证明行为人获取的财物用于生产经营，而非挥霍、转移、隐匿；

23.反向推定：证明行为人在被害人要求退款时，积极协商、主动退款，未实施逃匿、拉黑被害人的行为；证明行为人不存在虚构主体、隐匿身份的行为，具有明确的经营主体与固定的经营场所。

（四）因果关系辩护：切断欺骗行为与被害人处分财产之间的关联

因果关系是诈骗罪构成要件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辩护律师需结合案件事实，论证行为人实施的欺骗行为，并非被害人处分财产的唯一或主要原因，进而切断二者之间的刑法因果关系。具体辩护要点如下：

24.证明被害人明知行为人存在夸大宣传、冒充身份的行为，仍自愿购买保健品，其处分财产的原因是自身健康需求，而非陷入错误认识；

25.证明被害人对保健品的属性、功效具有清晰认知，明知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，其购买行为是基于对保健功能的认可，而非对行为人欺骗行为的信任；

26.证明被害人在购买保健品后，未因产品功效未达预期而遭受财产损失，其支付的价款与获取的商品之间存在对价关系。

（五）量刑辩护：若案件无法作无罪辩护，从主从犯、涉案金额、退赃退赔等角度争取轻判

若案件证据确实、充分，行为人行为已构成保健品诈骗，辩护律师则需开展量刑辩护，结合案件事实，从主从犯认定、涉案金额扣减、退赃退赔、认罪认罚、初犯偶犯等角度，为行为人争取从轻、减轻处罚。具体辩护要点如下：

27.主从犯辩护：证明行为人系从犯，仅参与销售环节，未参与策划、组织、管理，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、辅助作用，依法应当从轻、减轻处罚；

28.涉案金额辩护：审查控方认定的涉案金额是否准确，要求扣除退货、退款金额、合法销售收入、未查实被害人的金额，降低量刑档次；

29.退赃退赔辩护：协助行为人退赃退赔，取得被害人谅解，依法可从轻处罚；

30.其他量刑情节：证明行为人系初犯、偶犯，无犯罪前科，认罪认罚，主观恶性较小，社会危害性较低，依法可酌情从轻处罚。

结语：保健品行业是我国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其健康发展关乎民生福祉与市场经济秩序。司法机关在打击保健品领域违法犯罪的过程中，必须坚持刑法谦抑性原则、罪刑法定原则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，准确区分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界限，避免将行业通病、销售瑕疵升格为刑事犯罪，做到宽严相济、罚当其罪。而辩护律师在办理此类案件时，需立足诈骗罪的构成要件，紧扣案件事实，构建精准、专业、有效的辩护体系，为当事人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同时推动保健品行业的健康发展。

肖律认为，刑法的目的不仅是打击犯罪，更是保障人权。在保健品销售类案件的审理与辩护中，唯有坚守法律底线，精准界定行为性质，才能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，让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与历史的检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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