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亲办案例谈：不能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

近几年，金律师办理的诈骗罪、合同诈骗罪案件，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的情况仍屡见不鲜。虽然最高法、最高检一直在以各种方式呼吁，不能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，但是利益导向让一些本属于民事权利人的相对人，选择“合适”的司法机进行控告，部分办案单位倾向性的立案、抓人，这种方式成为了这些相对人拿回钱财、搞倒对方的高效手段。

这几天看到一个合同诈骗罪案件的无罪判决，二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写了这样一段话，对我触动很大。

“刑法要谦抑，刑法应当是社会关系最后的防护网，对于相关的法律纠纷，如果能够通过民法解决，而且能够有效解决纠纷，则应当尽可能通过民事责任的方式解决，而不一定都要动用刑罚，只有在民法的方式无法很好解决相关纠纷，而且相关行为可能危及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时，才有必要动用刑法。”

对于法律人来说，这样一段话似乎理所应当，我们甚至在诸多诈骗罪、合同诈骗罪案件的辩护意见中，都会有类似的表达，去为当事人争取非罪的认定。但是在一个介乎十年以上刑期与无罪之间的案例中，当二审法院最终以此作为判决当事人无罪的主要理由之一时，这样的判决确实给人一种理想照进现实的愉悦。

最近办理了一起当事人被指控合同诈骗罪的案件，用很多法律同行的话来说，是“当然无罪、必须无罪”的案件。双方合同法律关系发生在2012年，当事人为履行合同义务，先后投入几千万的公司资金和个人财产，公司也因此最终走到了破产程序。

公司破产，意味着公司仍有一部分纠纷没有解决，对方为了拿回这部分钱，一直在走刑事控告，一个案件在省内多个市县报过案，经司法机关审查后均不予立案，司法机关给出的回复均是属于经济纠纷，要求通过民事渠道解决。事情已经过去十几年了，最近却立了案，当事人进了看守所。

作为辩护人，我们审查了诸多案件相关证据，我们坚持认为这是一起明显属于经济纠纷的案件，至于无法执行，完全是因为涉案公司已经破产，当事人也再没有个人财产可以偿还，何况公司及当事人从未隐匿财产、逃避责任，也是为了履行合同义务才走到这一步。

时隔十多年的立案，让当事人和我们均不理解，是不同的办案机关对案件的理解有如此大的偏差，还是因为报案人提交了新的证据，导致办案机关的认知发生了重大变化。如果是因为报案人提交了新的证据，我们在辩护时也一再提请办案机关注意，为何报案人在过往十年内，均未能提供相关的新证据，提请办案机关对新证据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进行审查，还原案件事实。

我们仍愿意相信，是办案机关的认知偏差或是受到报案人的误导，否则就是明显的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，如果是这样，我们也必将以法律手段为当事人争取到底。

这起案件，让金律师联想到2021年办理的一起类似的诈骗罪案件。当然21年案件最终结果是好的，当事人37天内释放，取保候审满一年后侦查机关撤销案件。

最终结果的善意，本质是因为当事人本就不构成犯罪。融资做生意，因为前期亏损导致无法分红也无法还款，被对方找到某办案机关立了案、抓了人。

诈骗罪、合同诈骗罪与民事经济纠纷之间的界限模糊，很多时候也是因为刑事案件逮捕之前，司法机关一般不具有错案责任所致，没有责任则少了风险，关你一个月没什么大不了。

但是这些当事人面临的不仅是错误羁押，同时面临着逮捕之后的责任使然，基于责任考量，最终当事人强行获罪的刑事风险。

这类案件的过程处理稍有不当，半推半就的搞个认罪认罚、判个缓刑，或是一条道走到黑，落个三五年甚至是十年八年的判罚，这样的案例并不在少数，案件越往后走越难、阻力越大，并不是每一个错判的案件都被纠正。

这类案件辩护、处理恰当的，30天、37天取保，最终撤案，或是走到检察院阶段搞成不起诉。对当事人来说，已经皆大欢喜，此时多数当事人基于各种原因，根本难以真正去考虑被错误羁押的责任问题。

回过头来有人会说，欠债还钱本就应该，让他待几天没什么大不了，这种想法本质上是错误的将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对等，不顾及当事人稀里糊涂获罪，被错诉、错判的风险。

所以相关司法机关、刑事政策、刑辩律师，一直都在呼吁杜绝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，其根本原因应当是民事的归民事，刑事的归刑事，一码归一码，不属于犯罪的，坚决不能逾越权限、思路、方式去解决纠纷。

这本就是对的，是真理，是法治，是保护每个人合法权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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