疫情期再去看守所,连自由都没有的人年过的怎样? ——春节看守所会见手记

办案律师/作者: 张王宏 来源:金牙大状律师网 日期 : 2020-02-12


疫情期再去看守所,连自由都没有的人年过的怎样?

——春节看守所会见手记


 张王宏:广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、金融犯罪案件辩护律师暨金融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主任

 

 

这注定是一次不平凡的会见。因为春节,更因为疫情。

 

但开始预约时,并没什么不同,居然一下子就成功了!

 

平时正常的会见,现在也这么正常,让我有种不真实感。

 

第一反应,是赶紧电话再确认一下。

 

电话那头说:如果预约成功,那就是可以会见。

 

对方还提醒要早一点来。我当即回答:至少提前半个钟头到!

 

当天是2月4日,年初十一。

 

彼时,北京的看守所已经发布了除开庭外限制会见的通知,而河南全省更早时,干脆暂停了所有会见,武汉作为重灾区,早就封城了…

 

虽然不是防疫界专业人士,但基于非典经验、医学常识和公开的资讯,我还是觉得,广州作为非核心疫区,这样的管理是务实、开明的,毕竟放开会见不等于开放给病毒,还可以采取防范措施嘛。

 

当时我的坐标:市检察院门口。手里刚拿到兰花花的卷宗,内心里很为大广州的司法服务质量自豪了一阵子。 

 

环顾四周,这个冷冷清清的街头,与往年春节何其相似,更多的却是不同:往年持续冷清不超过5天,今年已经过了快半月了。

 

都是新冠疫情闹的。

 

 

同样冷清的街头,是另一个春节的记忆。

 

那次在年二十九的早上,同样奔走在路上。

 

目标:找几本体育期刊,送给羁押在市第一看守所的罗文。

 

罗文给关了有半年了,想要几本体育期刊,是他顶重要的过年心愿,我顶希望能满足他。所以那次下午的会见,他提出后,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下来了。

 

在我印象中,罗文想要的花花绿绿的杂志,满大街都是。

 

特别是公交车站旁的报刊亭,平时来来往往的,印象太深刻了:迎街铺开的售货台子上摆满了都是,两翼般打开的金属窗户格子里也拉起绳子挂满了,亭子里面同样在内壁打出的框格上竖着摆放了尺寸略小的《故事会》等期刊。

 

那天下楼跑到书报亭却傻眼了:平时大开着窗户的亭子,这时关的严严实实。

 

吃了闭门羹才反映过来:过年了!卖报人都返乡了!

 

生活中往往是这样,你不经意间到处都能碰见的,等你找时却不见了踪影。

 

想到给罗文的承诺,一下子紧张起来。等车耗时间,干脆路边踩上一部单车就冲市中心去了。

 

这一跑,竟跑了半个广州。

 

先去小北立交旁的新华书店吧,书山书海之地,不会没有。结果:还真没有。

 

这时想起便利店,各种时髦玩意儿的集散地。应该错不了,结果:仍是没有。

 

这时,真有点慌,也口渴了,就在便利店坐下来,一边喝咖啡,一边琢磨:接下来去哪儿?

 

书城,只有书城了。

 

书城是以前常去的地方。记得2012年拿过一次“优秀教官”,市公安局给的。那年前后,总共得了有一万元的奖金,当然只能买书,全耗那里了。

 

书城在天河,不多一会儿工夫到了,与别处不同的是,年假将近,这里反而人头攒动。

 

在一楼的报刊区,大片的杂志中,总算找到了,可惜翻来找去,只有一本。

 

看来不行。

 

想起罗文满是无奈与神往的样子,我还得找。

 

寻到售货大姐,问她有没有别的没有摆出来的期刊?附近有没有专门卖期刊的其它地方?

 

大城市的好,就在于资源丰富。哪怕要过年了,想找的东西,总是能找得到,哪怕过程艰难一些。

 

感谢耐心的大姐,跑到石牌桥附近新开的一个MALL里,终于找到了。

 

那是一家新型的文化用品经营店,除了书,还经营好多衍生商品。高大宽敞的店子里,书籍大多是立体地摆放,雕塑、绿植、射灯点缀其间,名字也非常时尚,可惜记不得了,因为这么些年来,就去过那一次。里面人居然比书城还多。记得当时买了三大本,塑料包装,硬而大的彩印版,贴着镭射封印。

 

又过半年,罗文判了缓,宣判当天就出来了。现在还记得是2018年8月31日。

 

虽然在同一个城市,也不知罗文后来怎样了。在我,虽然努力地帮他,但在他,毕竟是不堪回首的一段时光,忘却,是他的要务,忘得越干净越好吧。

 

 

2月5日上午,见完兰花花出来时11点多了。

 

跟上次相同的是,兰花花的思路清晰、语言准确,这让我很放心。临走她还催我回头阅卷,注意找找她说的几个问题。

 

跟上次不同的是,这回空荡荡的会见室,在开头的近半个钟里,十多间透明玻璃隔开的会见室,一眼望去,只要我和兰花花。

 

“你为什么今天来?“

 

那天,聊完她的案子,兰花花突然这样问。

 

我脱口而出:“因为之前讲好的呀!”

 

之前,兰花花的老公,知道她的抑郁症,怕进去后压力大、头绪乱,特地嘱咐我每隔半月会见一次,一是帮她梳理案子的头绪,二是帮助心理辅导。

 

经过这十多次的会见,兰花花已经不再是刚进去见面就哭,讲话丢三落四,现在她能聚焦问题,能独立思考,也能正常沟通和关心别人。

 

 

虽然14天前,年二十八上午,已会见过一次,但那次的一级响应还没全启动。

 

这次会见,因为春节的疫情,区别蛮大。

 

最大的区别,其实是平时需要排队会见的窗口,那天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女律师,因为疫情,大家远远地望一眼。

 

木有交流。

 

看守所门岗的所有警务人员戴着口罩,进去前,路边蹲着半米高带长长枪头的塑料桶子喷药罐,估计是到了点儿消毒用的。旁边的凳子上树一牌子,上书:进门洗手。洗手盆在一米多远的墙边水龙头处,边上放着长嘴的洗手液。

 

进去前当然是要测体温的,额温枪测完,要登记姓名、体温。36.5度。正常。

 

 

这次会见后,2月6日晚上,李文亮去世。这个最早在小范围内泄露疫情消息的医生,因“散布谣言”曾被警方训诫,旋即在“战疫”中染病去世。

 

2020年春节的贺岁片全部下线,但李医生的故事却像一部跨年的悲剧,引发亿万人痛哭。

 

关于这件事,许多大咖、学者讲了很多,有不少讲的很好,我并没打算要写什么。不过行文至此,想到了刑事律师的境遇,可以做点补充。

 

死讯传来,人们因为了解了真相,知道了的李医生冤屈,所以才为这个悲剧事件深深地痛心。

 

兰花花至今可能还不知道这事儿。她们太闭塞了。但让她揪心的事情也不少,当然对她来说也很重要:“我只是低层级的职务人员,不要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错搞成集资诈骗。不要因为我举报过公司,现在又把他们后来串通起来对我不利的话当作处罚我的证据…“

 

其实,放眼到这个城市以至全国或全球更大的范围,兰花花也就是众多犯罪嫌疑人中的一个名字,平淡无奇。在司法工作者看来,也就是流水线上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嫌疑人。


在嫌疑人兰花花眼里天大的事情, 可能在别人眼中根本就不值一提。前提是,这个人无心认真地了解她的案情,或者尽管了解但总是习惯性地“有罪推定”,又或者,认为这样的事情“永远”不会发生在自己头上,所以无需认真。

 

人们总是按照自认为正确的判断作出决定,但如果这个决定最终被发现是错的,于承受者,比如兰花花被错定了集资诈骗,那就会是屈辱、人生信念的崩溃,甚至是家庭的破裂、夫离子散。毕竟他老公今年已年近七十,如果被多判几年,等不等到她出来的那天,就不好说了。

 

平常人最怕的,其实正是别人对自己无差别的流程化的机械碾压。就像训诫李医生的那个警察一样,他有做错什么吗?

 

我们都是一个个有着不同故事不同细节的具体的人,我们也都握有自己的那一部分真相,就像李医生一样。兰花花对自己的事情有话要说,她害怕的是别人不听、不信,甚至认为她是狡辩并因此重罚她。

 

在这一点上,可以看出刑事律师的价值:他们钻到案子里,专心尽责地工作,发现了真相。但因为发出的是不同的声音,往往被世俗另眼相看,甚至被冷讽热嘲。李医生这次被训诫的新闻最初曝光时,网上便有64万点赞。

 

我最近开庭的一个私募非吸案,走出法庭时,有一中年老女子,大约是投资失败者,在大厅以戏谑的口气问我:你给骗子辩护收了多少钱?

 

我只有默然而过。

 

其实我的当事人,也是投资了五百多万无法收回的受害者,我们给法院提供了当时的投资协议和打款记录,但她仍被白白羁押了半年又2天,开庭时仍要坐在被告席上。但在大厅里,这些又怎样能和一个投资失败者讲的清楚?

 

那天陪我走出法院的,有当事人的丈夫陈先生。好在他是信任我的,因为我们在审查起诉阶段及时和检察院沟通,递交了法律意见,让他太太成功取保,重返自由。开庭时,陈太太是接到通知后自行前往的。

 

否则,纯粹是我瞎想呵:假设是别人的案子,又或者陈先生恰恰又是投资失败者的家属,陈先生还会那么信任我吗?他会不会也站在旁边像看骗子的帮凶一样地看着我呢?

 

角色的转换带来的心理变换,真的太不可思议了。

 

当然,我这样假设,并没有对陈先生的任何恶意,也是因为陈先生信任我,我才敢这样假设。陈先生经常关注我的文章,如果看到这部分,请您一笑而过即可。

 

能倾听不同的声音,是一个社会健康的指标。同样的,倾听律师的声音,天不会塌下来。尽管这些声音可能有时候会刺耳,但这样可以避免丢掉生命时才后悔。


  ——张王宏律师于2020年2月11日

 

(注:看守所系列文还包括《疫情期走进看守所,超乎想像的防护到底是怎样的?》等)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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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王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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