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源：金牙大状律师网 日期 : 2011-06-25
第三篇 毒品犯罪辩护篇
第十章陈耀东涉嫌走私毒品案
四、证据和技巧是制胜的关键
案情：陈耀东因承运的货物中有两箱药被公安怀疑为毒品（后证实是二类精神药品──“迷奸丸”），被XX市机场分局留置，随后转刑事拘留，于
结果：一审判决陈耀东构成走私毒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七年。
内幕：既然法官认定陈耀东犯了可判“死刑”的罪名，为何只判七年？是辩护律师神通广大?还是法官贪污受贿、徇情枉法？还是……
该案引起了社会沸沸扬扬的讨论，质疑、声讨、认同。我们作为陈耀东的辩护律师，已经为当事人争取到了最大的利益。我们不怕流言蜚语，因为问心无愧。我们也不会沾沾自喜，因为我们力求更好。
证据和技巧是本案辩护成功的关键。
（一）寒光闪闪的双刃剑——证据
几乎所有的律师都明白：证据至上。当时发生了什么，我们认为当时发生了什么，证据证明当时发生了什么。这是不同的三件事。然而，法律只承认最后一件。利用如山的铁证，检察官可以把被告人送进监狱；推翻控方的证据，律师可以把当事人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。
当本案的控方得意地展示着他们精心编织的证据链条时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，在辩方的有力攻击下，他们的证据如多米诺骨牌，一排排地轰然倒下。
关键物证：客观？合法？
控方提交的王牌物证是在XX市机场查获的两箱“迷奸丸”。如同找到了杀人的凶器，控方对胜诉信心百倍。
随即，辩方提出:根据刑事证据运用规则，关键证据──毒品不存在！控方犯了一个严重的程序性错误：毒品没有封存，没有证人及当事人签名确认，毒品鉴定没有明晰毒品来源等等。没有有效的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物证，怎么证明陈耀东有罪？
显然，控方的“迷奸丸”证据无效。证据必须具有客观性、合法性。只有是按照法定程序和方法收集的材料，才能当作刑事证据采用。一般来说，物证是最有力的证据，然而，控方的这一物证却是最脆弱，最不堪一击的。可笑吗？辩方不必大费周章地去攻击它，是办案人员的马虎摧毁了它！
数个证据：有关联吗？
控方的第二个杀手锏是以陈耀东 “ 伪装 ”、“ 不实申报 ”的相关证据指控。他们聪明地把货物“混装”推定为“伪装”，又在“伪装”以及“不实申报”的双重夹击下，推定陈耀东明知货物是毒品，具有走私毒品的故意。
辩方反驳：控方偷换概念、移花接木。“混装”是运输行业的正常行为，而申报即报关，不是陈耀东所在公司的义务，而且陈耀东是“漏报”，而不是“伪报”。控方不能光凭这两点推定：陈耀东明知其托运的“药物”为毒品。本案的核心是是否明知毒品和运输！什么“伪装”、什么“混装”，完全与证据无关！
证据一致？还是前后矛盾？
控方拿出办案人员记录的陈耀东兄弟邹某曾经的证词，想证明陈耀东亲口承认其“伪装”。
辩方反击，从邹某证词的证据的形式来看，这属传来证据，而且这也被原始证据陈耀东的口供所否定，原始证据效力大于传来证据！不管邹某的证词有多少份，在证据种类上均属一个人的证人证言。而且邹某的上述证词被其后的证词否定。
邹某的证词前后矛盾，然而真相只有一个。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？判断的决定权不在控方手里。若想把陈耀东入罪，控方还需要其它的证据来支持。失去不利于陈耀东的直接证据的支撑，控方的间接证据就必须形成一个一致的、无法攻破的证据链条，必须得排除合理的怀疑，否则多少个证据加起来也是无济于事。
证据排它？还是另有可能？
控方沉默。
辩方提出质疑：
如果陈耀东明知是毒品，为什么让自己的员工汤X去接货？
如果陈耀东明知是毒品，为什么亲自尝试？
如果陈耀东明知是毒品，为什么运费如此之低？
如果陈耀东明知是毒品，为什么会用真实的姓名、电话、公司、居住地址承运？
如果陈耀东明知是毒品，且明知该批货物被扣押，还敢去机场要货？
只有一个可能，就是陈耀东根本不知道自己承运的货物是毒品。
由此可见，控方的证据不具有排他性，无法否定陈耀东不明知是毒品的可能性。也就是说，不是有罪证据确实充分，而是有罪证据明显不足。“证据不足，疑罪从无”啊，法院应当判定陈耀东无罪！
（二）智慧取胜——技巧
“事实上，如果说事实是构筑法庭陈述这座宏伟大厦的砖块与沙砾的话，那么技巧就是起关键作用的水泥与粘土了。没有人会否认，再漂亮坚实的岩石也会由于缺乏适当的粘合剂而成废土一堆。”美国著名律师丹诺的话最好地阐释了技巧的作用。
我们没有为陈耀东作有罪辩护。如果进行有罪辩护，其含义是，陈耀东承认自己走私毒品，法官会潜意识地从内心确认他有罪。而且，那时证据不足已经显得无足轻重了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没机会捅“程序错误”的死穴，给控方以致命一击。奇怪吗？中国本来就是一个重实体轻程序的国度。如果作有罪辩护，等于彻底认同控、审两方是一家。铁证如山面前，陈耀东的命运非死则“坐穿狱底”！
经验告诉我们要无罪辩护！釜底抽薪，动摇控方的证据体系，给法官一个印象：即使被告人有百分之九十的机率有罪，但至少还有百分之十的可能是无罪的。让法官疑窦丛生。法律应该判定陈耀东无罪。
同样的案件、同样的证据，放在一些国家，绝对是判决无罪，甚至有可能当庭释放。最典型的是美国的辛普森案，通过警方展示的一些证据，几乎所有人都认定辛普森是杀人犯，然而，最终法庭以“证据来源不合法”、“疑罪从无”为由判决辛普森无罪。“疑罪从无”是程序正义的象征，它体现了宁可放过、不可判错的现代法治精神。
然而，我国的法院的无罪判决率低于1％。不是因为侦查机关、起诉机关办案质量提高，而是受政治因素和人为因素影响。如果判决无罪，办案人员就会被依法追究错案责任。于是，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形：法官采取一种妥协的方法，即避开死刑判死缓，避开实刑判缓刑，或低于法定刑减轻处罚。
果不其然，法院最终还是判决陈耀东有罪。只是陈耀东的刑期远远低于该罪的法定刑。显然，面对检察院的压力，尽管不情愿，法院还是选择了妥协，于是作出了这个不伦不类的颇有特色的判决。
陈耀东是不幸的，他是当前司法体制残缺的牺牲品。他也是幸运的，在当前残酷的司法现实中，我们为他争取到了最低的刑期。
（三）胜诉后的感慨—无奈
虽然我们摘取了胜诉的果实，但没有丝毫的喜悦之情，心中充满忧虑。
本案的法官并没有严格根据刑事证据规则和罪刑法定原则判案。草草结案是对其职业的亵渎，对司法公正的侮辱。
法官，作为审判中举足轻重的角色，其素质的高下，直接影响审判质量和司法公正，最终影响当事人的权利。正如爱德华·柯克所言 “法律是一门艺术，它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，在未达到这一水平之前，任何人都不能从事案件的审判。”
法官应当拥有一双慧眼，穿透迷雾，识破真相。法庭之上，控辩双方都不会说“老实话”。控方是专门找被告人“麻烦”的，受有罪推定的惯性思维的影响，他们主动出击寻找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。辩方是帮助被告人“脱罪”的，他们理所当然说服法官接受有利于被告人的观点。由于职业导向截然相反,双方都站在在自己的立场上说话，其言语必然是经过加工、包装，这就给法官的双眼蒙上了一层迷雾。在这场交锋中，居中的裁判者可能更容易发现真相，也可能如坠云里雾里，被某一方所迷惑。一旦天平倾斜，当事人可能遭受巨大的损失，财产、自由乃至生命。然而，由于我国法官选任制度不合理，我们法官队伍整体素质低下，而且，我国法官普遍年龄偏低，理论上，根据法官法的规定，23岁就可以被任命为法官。与之相反的是，西方国家的法官选任制度往往要严格得多。法官必须来自具有正直品格、完备的法律知识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律师。就年龄而言，以美国为例，美联邦法院大法官的平均年龄为69岁。这个数字与我国法官的平均年龄拉开了惊人的距离。
我们确信：陈耀东的确不知道承运的货物是毒品。人，被冤枉入狱，其内心的创伤是不可修复的。陈耀东的失去的不光是宝贵的自由，还有光明的前途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彻底地丧失了对法律的信仰，不再相信法律和司法机关的公正性！（作者：宁燕）